中共領導人在延安機場迎接西安事變談判歸來的周恩來（右三）。

　　新華社發

中共中央為西安事變發出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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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並致電中共。中共中央根據時局變化,幾次作出對策調整,推動了整個事件的發展轉變。西安事變結束后,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筆者根據相關材料,對中共從審蔣走向釋蔣,引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過程進行復原。

　　一

　　一些論著認為中共中央剛得知西安事變消息時,沉浸在欣喜若狂或難以置信之中。實際上,中共對此迅速作出反應。在得知消息的當天,中共中央就分別向正在和國民政府談判的潘漢年、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根據地的各兵團發出電報,對國共談判工作、軍事工作等作出初步安排,並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匯報了對西安事變的長期打算。從這些電報的內容來看,中共的主要意圖是要審判蔣介石,並爭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組織抗日聯軍,最后成立革命的國防政府。在次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要討論的也是審判蔣介石的問題。

　　對此,學術界基本認為中共在得知西安事變消息之后,由於階級仇恨、消息閉塞等原因,沒能一開始就准確地把握時局,一度提出審蔣決策。但是,從有關材料來看,諸多研究者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張學良和楊虎城起初也不反對審蔣。從中共和張、楊的有關電報來看,張學良在12月14日一次公開講話中曾指出:這次事變“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張、楊在和中共的往來電報中,稱蔣介石是“反革命”,西安事變是“革命”。中共在電報中也直呼蔣是“元凶”,建議張學良在部隊中公布蔣的罪狀。從當事人的有關回憶看也是如此。西安事變過去半年后,蔣介石出版《西安半月記》,其中提到,張學良在事變發生當天曾對他說:“此間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數人共同之主張。余今發動此舉,當交人民公斷。”第二天,蔣介石在張學良和部下商談時“似聞有交人民審判之語”。蔣介石雖疑心較重,但兩次提到張學良有把他交人民審判的用意,不會毫無根據。負責看守蔣介石的特務營營長宋文梅曾回憶,張學良當時說的是:“今日之事,豈容搪塞了事。我們仍希望你勇於改過,群策群力,共赴國難。如果仍然執拗不悟,堅持己見,就隻有讓群眾公裁了。”可以說,中共一開始做出審蔣罪行決策,與張、楊等人的態度不無關系。

　　二

　　12月17日,周恩來前往西安和張學良會談,為緩和蔣系進兵、分化南京政府內部、贏得全國的支持,提出“保蔣安全”的策略。經過幾天的觀察和西安事變的發展,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對蔣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脅隻會造成嚴重的內戰前途,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對此,長期以來學術界存在爭議,不少人認為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定不是獨自做出的,而在此之前收到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依據目前檔案文獻,這種看法缺乏根據。據當時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12月16日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的電報是對於西安事變的第一份電報。受電台設備、電訊人員、地形和氣候等條件限制,中共未能及時譯出這份電報。當時張學良和在西安的周恩來都極為關注共產國際的態度,幾次詢問,周恩來還叮囑“國際有電來請即告我”。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來電“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請即檢查重發,至要”。12月19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講:“國際指示還未到”,因此新擬定的公開通電等暫時還不能發,要等兩天再說。12月20日,毛澤東才致電周恩來“國際來電如下”,告知了共產國際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來電的主要內容。12月21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來電於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的採取了這種方針。”

　　既然不是出自共產國際的指示,那麼致使中共政策發生轉變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在西安事變之初,中共中央對於形勢的估計是比較樂觀的,提出審判蔣介石,並計劃爭取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一起組織抗日聯軍,成立革命的國防政府。但各地實力派隻有李宗仁謹慎表示同情,全國上下大多是譴責張、楊的聲音,南京國民政府更是積極組織“討逆軍”。正如毛澤東在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說:“西安事變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

　　審判蔣介石和爭取抗日派的條件不具備,內戰威脅擺在面前,中共中央對形勢的估計發生轉變,並轉而採取“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方針。中共中央致電在上海談判的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護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並致電周恩來,要求派人去做黃埔系的工作,揭露親日派想害死蔣介石的陰謀。

　　為阻止這種嚴峻局面,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要周與張、楊商量“爭取蔣介石”,與之談判,並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討伐西安、保障民主權利、與紅軍聯合抗日、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合作等條件,明確指出“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証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贊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

　　根據中央的精神,周恩來和宋子文進行了接觸。在宋子文、宋美齡等的協調下,南京國民政府也開始改變原來的強硬立場,願意談判解決,並確定了談判中的讓步條件,如表示在一定期限內停戰,要求“關於改組政府,統一戰線,外交路線在實行前,雙方遵守秘密”。

　　三

　　12月23日,西安事變的正式談判開始。周恩來在當天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裡匯報了談判的情況:對中共提出的條件,“宋個人同意,承認轉達蔣”。他還不無樂觀地請示:“如你們同意這些原則,我即以全權與蔣談判,但要告我,你們決心在何種條件實現下許蔣回京。”隨后,蔣介石對中共提出的條件做了積極回應,表示“新內閣將不再有親日派”,“共軍改番號,編入正規軍”等。因此,當天深夜周恩來再次致電中央:“是否可放蔣回京,我認為是可以的。張、楊都急望此事速成。”

　　事情一切似乎都進展得很順利,但第二天卻出現急轉直下的變化。當談判結果提交到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后成立的設計委員會,會上產生“激烈爭論”。張、楊部下大部分人堅持“在委員長離開西安前,即使不是全部也應該履行部分條件”。面對眾多要求談判協議要有保証的意見,張學良答復:蔣介石現在關在我們這裡,他下命令執行談判條件,南京國民政府不見得肯聽。即使是命令生效了,蔣介石被釋放后存心報復或反悔重來,仍是無法保証。“隻要他原則上承認我們的條件就讓他走,簽字不簽字沒有什麼關系,簽了字要撕毀,還不是一樣地撕毀。”但反對意見依然激烈,甚至有人認為張學良個性猶豫不決,容易受蔣方左右,要進行“二次革命來反張”。受此影響,對蔣介石本來就心存顧慮的楊虎城也就動搖起來,與張學良“激烈爭辯”,“非常不滿地離開”。

　　談判至此遇到一個必須面對的突出問題,即如何確保蔣介石會執行談判協議,使蔣不得不親自出面。24日當天,蔣介石不僅答復張學良,再次強調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張,甚至更為具體地說明了改組政府和聯共抗日的步驟等;而且在張學良的陪同下,深夜十點多鐘會見周恩來,當面表示了友好的態度,確認了談判成果。蔣介石的姿態和安排,顯然打動了張學良。本來自發動西安事變以來,張學良就承擔著巨大的內外壓力,急於早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由於對一些部屬反對執行談判協議之前釋放蔣介石的焦慮,他當晚和宋子文一起探討怎樣冒險釋放蔣介石。除了“討論出其不意帶領委員長到機場搭機離開西安的可能性”,他們還商量了“用汽車運送委員長到張的勢力范圍,然后經陸路到洛陽”。

　　這個計劃於12月25日早晨報給蔣介石夫婦,最終因他們堅持要一起走而未能實行。而得知此事的周恩來,也深感如果不能說服張、楊中的一人,西安就可能發生混戰、分裂局面。12月25日上午,周恩來再次面見蔣介石,雙方確認了談判成果,對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合作抗日達成了共識。談判順利結束后,釋放蔣介石的問題再次提出。蔣方要求蔣介石當天就走,並讓周恩來勸說楊虎城。周恩來答應了蔣方的要求,並表示“是在最后關頭他說服楊將軍的”。

　　於是,看似突如其來、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當日下午,張學良釋放並親送蔣介石一行離開西安。周恩來事后曾說過:“張漢卿親自送蔣走是個遺憾。我那時聽說張送蔣走了,趕緊追到飛機場想再勸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飛機場時,飛機已起飛了。”對此,周恩來也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認為“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中共中央對這一處置是認可的。當晚,毛澤東在一封電報中提到,“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還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指出:“因形勢急迫,沒有待到履行停戰撤兵之先決條件即於二十五日下午釋放蔣介石”,並認為“大局之好轉是有相當保証的”。至此,西安事變宣告和平解決。 (作者單位:贛南師范學院中央蘇區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