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一般的中下級官員面見皇帝，需要有高級官員的引領。這種中下級官員由王公大臣引領覲見皇帝的形式，稱為引見。清代的引見制度包括官員入仕選拔、升遷調補、降革處罰等方面，成為皇帝加強皇權的一種重要政治手段。

　　通過引見觀察官員

　　清代對官員的考核分為京察和大計，分別對京官和外官進行。考核結束后，將京察一等、大計一等和二等的部分官員引見給皇帝。引見地點一般在紫禁城的乾清宮或養心殿﹔皇帝駐蹕圓明園或西苑時，在勤政殿引見﹔巡幸各地時，在行宮引見﹔如遇重大祭祀活動，則在齋宮引見。

　　文官和武官分別引見。文官引見由吏部尚書、侍郎帶領，武官引見由兵部尚書、侍郎帶領。引見之日，吏部衙門的司員、書吏將引見官員排班，一次引見五六人，班首、班尾各有司員一人為領班和押尾。引見時呈遞綠頭簽（亦稱綠頭牌），該簽用白硬骨紙制成，上半段為綠色，首尖下長，牌上書寫引見人姓名、履歷以供皇帝閱看。如果引見官員是地方推薦、送部引見，還要將督撫出具的考語也填在綠頭簽上。除綠頭簽外，皇帝手中還有引見人寫的履歷折子，以便參閱。通過引見談話，皇帝觀察官員的身材相貌、言談舉止、人品德行，並用朱筆把評語、升遷降革意見寫在引見文書上。皇帝的決定並不當場宣布，只是將綠頭牌發給本人，令其退場。之后，皇帝會向主管堂官說明自己的意見，主管堂官據此撰寫奏折，待批准后向引見官員宣布。之后官員們常被第二次引見，聆聽皇帝訓飭，然后離京。

　　引見制度確立以來，受到歷代清帝的高度重視，成為一項重要的日常事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共收錄文武官員履歷55883件，引見制度執行程度可見一斑。其中雍正帝尤為認真，引見單中留下大量朱批，有的朱批比引見單上的字還多。康熙帝的朱批不多，乾隆帝也寫了一些，其后的引見履歷單基本未見朱批。晚清由於慈禧太后獨攬大權，皇帝有名無實，引見活動大為減少。

　　“用人之柄，操之於朕”

　　引見制度在清代官員任免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皇帝看來，“用人之柄，操之於朕，而察吏之責，不得不委之督撫”（乾隆帝語），但對於察吏的最終決定權，皇帝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這也是引見制度實行的根本原因。清代對官員的考核雖然由六部長官及各地督撫實際操作，但他們並無最終決定權。京察、大計之后實行引見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對大臣行使察吏權力進行監察。對被引見的官員，皇帝並不會完全採納六部長官或督撫的建議，經常有官員被從“一等”或“卓異”中剔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乾隆帝在召見原任甘肅階州知州顏培天時，發現原任陝甘總督福康安在任內舉行大計時，明知犯錯，卻不據實陳奏，最終將福康安交部議處。

　　一方面，引見制度有利於皇帝發現和選拔人才。通過引見時的交談，皇帝對官員可以有大致的了解，特別是經過多次引見，可以更准確地發現人才，是直接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手段。如乾隆元年（1736年）大計，山西平定州知州郭一裕被山西巡撫羅石麟舉為卓異，得以引見，而乾隆帝隻評價其“中平”。乾隆十六年，郭一裕再次被引見，乾隆帝評價“人似有出息，可升用”。到乾隆二十年，郭一裕則受到重用，升為雲南巡撫。

　　另一方面，引見制度有利於整飭吏治。清代官吏徇私妄舉的現象屢見不鮮，而一些高官顯貴又不能主持公道。通過引見，皇帝可以考察他們是否能秉公甄選、是否有姑息從事的情況。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學士張廷玉保薦京察一等吳紱等3人，在引見時被皇帝看出有徇私行為，張廷玉因此被降二級處分。

　　以貌取人，主觀隨意

　　由於考察方式單一，僅憑身材相貌、一面之詞及一時的行為舉止選拔官員，引見制度也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引見制度無法全面考察官員的優劣。由於引見時，皇帝和官員的接觸時間短暫，並且官員人數眾多，隻能從外表得到某些片面的認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發生了轟動全國的“甘肅冒賑案”，案中關鍵人物甘肅布政使王亶望此前曾多次被引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引見時，乾隆帝評價“此人竟有出息，好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王亶望再次被引見，乾隆朱批“竟好，王師（曾任江蘇巡撫）之子，將來有出息”。可見王亶望給乾隆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冒賑案發，証明乾隆帝做出的判斷其實是錯誤的。

　　其二，引見帶有強烈的主觀隨意性。皇帝只是通過與被引見者的簡短交談，便做出最終評價，隨意性很大。因此，一個官員的仕途很可能毀於一次糟糕的談話或其貌不揚的外表。很多情況下，皇帝自己也知道難以在很短時間內做出准確判斷，雍正帝朱批中就有不少“似”“不似”“難定”之類的詞語，充分反映了皇帝的矛盾心理。如他說牟錝元“似老實又不似老實，難定”，殷邦翰“冒失，急躁人，特快，但不似壞人”。

　　另外，雖然引見制度本身對整飭吏治是有利的，但同樣容易產生任人唯親、徇私舞弊等情形。有引見權力的官員一面千方百計為自己親友追名逐利，力爭引見，同時也為賄賂請托營造機會。嘉道以后，為引見而行賄的現象日益突出。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兵部尚書奕顥在揀選佐領時，公開徇私受托，后來甚至出現了官員在引見前必須交納引見費的現象。

　　引見制度成為清代加強皇權的手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皇帝發現人才，因材施用，體察民情，但也有著以貌取人、主觀隨意等諸多局限。清代的吏治腐敗大案層出不窮，與這種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選人用人體制不無關系，這些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天選拔、任免和考核官員，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

　　孔祥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網絡中心工作人員，曾發表《清前期地方文官考核制度述略》、《洪承疇與“大功不賞”》、《清初文官考滿制度初探》等多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