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30年左右的時間內，西方史學界涌現出很多新的學術流派和學術主張，如“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庶民研究”等。這些新興學術流派受葛蘭西和福柯等人的理論影響，對歷史問題進行重新解讀或批判。以印度史研究為例，近年來西方學者從后殖民主義、新民族主義等視角重新探究一些已經成為“定論”的問題，不管是“庶民”在歷史中的作用與地位問題，還是印度教和種姓制度問題，都做了重新解讀。重新解讀的過程實際上是對過去的歷史“偏見”進行批判和糾正。

　　近年來，國外部分學者對西方印度教和種姓制度觀念的形成過程進行了梳理，認為印度教是殖民統治者建構的結果，而有關種姓制度的“定論”也值得商榷。

　　“宗教”這一概念本身深深根植於19世紀西方的基督教神學，但卻被看做具有普遍意義。歐洲學者習慣以基督教的標准來分析印度教，據此，很多西方人認為印度教雖然具備宗教的一些特征，但實際上不是宗教。蘇格蘭牧師約翰·尼可爾·法庫爾即以19世紀新教徒的標准來分析印度教，認為印度教夠不上一個宗教，因為它缺乏一個宗教應該具備的多種因素，如一個連貫一致的信仰和行為體系，一個單一的文本，一個單一的救世主形象，一個單一神和必備的道德推動力。印度教中的文本部分因為可與基督教的《聖經》相比擬，因而被看做是現代的，而在印度教徒中廣泛流傳的口頭信仰部分則被看做不可靠的和落后的，也被看做不屬於宗教的東西。實際上，歐洲學者對印度教文本的整理是按照西方的理念完成的。他們的工作與普通印度人了解的宗教經文及每天參與的宗教活動沒有多少關系，更多的卻與歐洲的啟蒙思想和各種新教解釋有關，如理性和現代性等。西方學者對印度宗教的解讀充滿了西方“偏見”。

　　歐洲學者關於種姓制度的看法同樣存在著類似的“偏見”。當代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德克斯通過對英國學者和殖民政府對於印度種姓制度理解的追根溯源，發現了“偏見”產生的原因與過程。他認為對印度種姓制度的偏見最早可追溯到詹姆斯·密爾1817年完成的多卷本英屬印度史。在這部書中，種姓制度對印度社會的影響程度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依據主要是由婆羅門編寫的、用以提高自身地位的《摩奴法典》。密爾的觀點提高了婆羅門的地位，貶低了國王的地位和政治生活的作用，突出了印度社會的落后性，為英國統治的合法性創造了理論基礎。在此之后，種姓制度得到了歐洲學者、傳教士和殖民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期間雖然有少數學者提出種姓制度對印度人發展影響的程度並不如詹姆斯·密爾等人認為的那麼大，但是他們的觀點並未成為主流。

　　近代以來，西方對他者的歷史“偏見”無處不在。歷史“偏見”的形成與西方殖民者自大而自負的心態有關，也與西方實行經濟、軍事和文化征服的目的有關。可悲的是，這種歷史偏見和殖民主義思維在殖民統治結束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在發揮深刻的影響。由於它的隱蔽性，許多人並未認識到它的存在。貶低自己的傳統文化與制度，嘲笑自己文化與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與制度甚至成了某種時尚與潮流。

　　“后殖民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新史學流派對殖民主義思維的揭示和批判有利於減少歷史研究中長久以來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偏見”，有助於西方學界走出“西方中心論”的困境。西方學者的自我“糾偏”過程也提示我們應謹慎面對新興理論與流派，如果盲從，可能會產生新的歷史偏見，並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新的“被殖民”狀態。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