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完成了三個方面的社會轉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高度封閉向全面改革開放的轉變﹔無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轉變。這些轉變都是以發揮社會的創新活力為特征的。中國有待完成的轉變，是立足於既有法律體系，推進向“法治”的轉變。就具體的方面而言，主要有如下幾點：

　　1、在公共治理的思維模式上，要從“革命思維”轉向“建設思維”。革命思維是“運動思維”、“戰役思維”、“發動思維”和“一戰接一戰思維”，視人民為發動對象。它拒絕異議，排斥反思，把人民大眾置於被動和客體地位上。革命思維的后果是破壞制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而以變動的個人意志來實現政府目標﹔“建設思維”則相反，它注重規則和制度，注重連續性和積累性，並表現為一貫性。建設思維是制度思維，革命思維是破壞制度的思維。用革命思維斷難建成法治國家的。

　　2、在治國手段的選擇上，要從“政策本位”轉向“法律本位”。在治國手段上如果以政策為主，則社會的穩定性必然常受挑戰。政策治國的方式是靠會議、靠文件，靠講話。這對高度同質化的社會來說不失其效果，但是它不能適應市場條件下的利益多元化這一現實，它會阻滯深層面的制度創新，不能走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和朝令夕改、效率低下的困境。

　　3、在公共治理所應遵循的價值觀上，要從“效率”價值轉向“公正”價值。改革是一個利益重組過程，當前的嚴重社會不公，已經顯現出吞噬改革成果的危險，不利於長治久安局面的形成。必須通過調整公共治理的價值序列來加以改善。公正是制度的基本價值，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中國的社會發展目標，除了民主、富強、文明、和諧之外，還應增加一個：“正義”，即我們所致力於建設的社會應是一個“正義社會”。

　　4、從政府的治理模式上，要從“管制型”向“自治型”轉變。政府權威不可或缺，但權力並非越大越好，否則會累積執政黨的政治風險。要限制國家決策的范圍和深度。必須高度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發揮社會自治功能，恢復社會自身化解矛盾的能力。

　　（作者為山東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