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聿教授曾經把當代中國哲學的演進，描述為從“前80年代的教科書哲學”到“80年代的教科書改革的哲學”，再到“90年代以后的后教科書哲學”。“后教科書時代”的馬克思哲學研究異彩紛呈，從馬克思學說本身的歷史性著眼，這種研究可劃分為“往前做”和“往后做”兩種路向：所謂“往后做”是指聚焦於“馬克思與馬克思之后”，即關注馬克思經典學說在當代思想界引發了何種理論效應和新的理論問題，這主要是對20世紀以來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研究，這個路向吸引了眾多國內學者關切的目光，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而所謂“往前做”則是指，把注意力指向“馬克思與馬克思之前”，往前追溯馬克思學說的學術淵源和思想來路，重新考量馬克思與德國先驗哲學、近代英美政治哲學乃至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的復雜關系。

　　面對近十余年有越來越多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致力於“往后做”，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當代激進理論的研究空前繁盛的局面，筆者希望強調“往前做”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因為這條思想史之路相對沉寂，研究者和論著的數量都少，更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工作總體上質量不高，至今我們對馬克思學說的思想史淵源的理解，無論廣度還是深度，實際上都非常有限，而這一課題本質上對於解讀馬克思來說，恰恰是更艱難的和更重要的。馬克思學說按其本質無疑是西方現代思想史演進的一個必然產物和有機部分，然而，不僅舊的教科書體系關於馬克思學說之三個思想來源的描述貧乏刻板，直到今天，我們對馬克思學說的思想史淵源的理解仍然空洞粗疏，無法真正進入馬克思思想學說的歷史性本質。最致命的是，我們的問題意識已經形成一個定式，這就是在提到“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時，總是強調馬克思與西方思想史的斷裂和馬克思對西方思想史的超越。按照筆者個人的理解，這種研究定式背后有一個先定的目標，就是通過對思想史的批判來保衛馬克思，按此目標，如果有誰把馬克思定位在西方的近現代思想史譜系之中，像沃格林和施特勞斯所作的那樣，那本身就是對馬克思的貶低。

　　對於這個研究定式是如何背離馬克思學說的歷史性本質的，可以舉例說明之。在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的研究中存在一種傾向：強調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淡化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師承，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是在超越黑格爾之后重新發現的一種完全異質性的新觀念。比如，認為黑格爾和馬克思共同面對“現代性自我理解的哲學形式”這個大問題，但兩人作了不同處理：黑格爾把問題置於“概念的自我運動”，結果他對問題的解決淪為“概念神話”﹔而馬克思則要求通過改變現存世界的革命實踐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一結論可以推廣：與馬克思相比，馬克思之前那些近現代思想家的學說大多是充滿錯誤的。這樣一種認知無疑有其合理的根據，因為馬克思對整個近現代思想史的偉大貢獻和革命性拓展是不可否認的。但馬克思的貢獻和拓展是在續寫整個近現代思想史實體內容的基礎上才實現的，這也是思想史的實情。

　　在這方面，施特勞斯的做法富有啟示：他把馬克思學說當做現代政治哲學的一個有機部分、“現代性三次浪潮”中的重要一環。在他對現代政治哲學作為現代性危機之最深根源的復雜反思中，他把馬克思看成了現代政治哲學演進的一個頂點，由此出發對馬克思進行批判。筆者當然不認同施特勞斯的總體觀點，但認為施特勞斯把馬克思置於現代政治哲學的總譜系中來解讀，這並不貶低馬克思。反而是我們的研究應該改變讓馬克思脫離思想史並與思想史對立的定式，改變對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抽象肯定和抽象贊美，這將使我們對馬克思的解讀更有說服力。因為很難想象，從霍布斯、洛克、斯密到盧梭、康德、黑格爾，那麼多彪炳思想史的巨人都犯下同樣愚蠢的錯誤，使整個近現代思想史充滿謬誤，最后隻有馬克思一人發現了真理和終點。這樣的解讀恰恰會使馬克思的思想成就大為減色。現代思想史的實情應該是：那些思想英雄們共同創造了現代政治哲學的實體，那是大家共同創造的一個精神傳統，這些人始終被一些共同的問題所引導，從各種不同角度切入問題的討論，各自作出自己的貢獻，共同推進對現代性的理解﹔而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作出了他獨特而重要的突出貢獻。

　　思想史研究是繼“文本解讀”之后國內馬克思研究界提高自身學術水准的又一次新的努力，通過將馬克思置入思想史中，可以使馬克思哲學研究在原有的那種宏大問題框架和單純概念辨析的基礎上引入歷史感和細節敘事方法，從而使我們對馬克思的理解做得更好、更可信、更有深度感。而就馬克思學說的根本旨趣而言，批判性地關注中國現實始終是馬克思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和最高境界。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