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學的傳承創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傳承的結果，又是在排拒與融合其他學說的結晶。墨子“非儒”與孟子“辟墨”是儒、墨兩家爭鳴的重頭戲，對儒、墨學派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凸顯出早期儒學的傳承與創新路徑。

　　一

　　儒家以修身為前提，以禮儀訓練與文化教養為己任。但在戰國時期，世襲宗法貴族的統治地位已被軍功新貴族取代。新的統治者忙於富國強兵事務，對儒家倡導的禮文化毫無興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戰爭，期待早日過上安寧的生活。墨子作為一名普通的下層手工業者，對民眾的疾苦與訴求了如指掌。他認為，儒家宣揚的禮文化很可能成為貴族的幫凶，無益於百姓民生。墨子認為儒家在社會上起到了極壞的作用，遂展開了對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評儒家有“四政足以喪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導致社會上的惡人毫無宗教敬畏感，民眾也失去了批判社會的武器。其二，厚葬久喪，既耽誤生產，又靡財費時，加劇生活貧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長統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貴族們的一頓飯“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辭過》），如果再沉溺於弦歌樂舞之中，奢侈之風會更加興盛。其四，宣揚“命定論”，使貴族與平民各安其位，泯滅了民眾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的斗志。墨子認為，儒學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眾，根源在於儒家“仁”說。“仁”首先是血緣之愛，以“孝”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鄰裡鄉黨、朋友君臣中次第展開。墨子認為，戰爭爆發的根源就在於人們各私其親，不能以對待自己親人的方式對待他人。鑒於此，墨子提出了“兼愛”的主張。如果人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那麼，天下就會實現真正的和平與安寧。與“仁”相比，“義”是針對非本血緣宗族之人的關愛。墨家推行“兼愛”，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踐行天下大義。隻有打破狹隘的宗法觀念與本位主義，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君主行義，惠及民生﹔百姓行義，兼愛交利﹔天下之人行義，社會和諧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關愛百姓，就選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選拔賢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眾，就辜負天意，喪失天職，不僅會遭到鬼神的懲罰，還會失去百姓的擁護。天與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議天下百姓都要庄重地祭祀天鬼，回報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學說打破了天子祭天的專利，在人神關系中彰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靈信仰與利益訴求。如果說，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那麼，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張則彰顯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眾的社會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運動，聲勢浩大，獲得了最廣泛的民眾支持。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評儒學貴族氣質的前提下，推動了“祭天祀鬼”、“勤儉節約”、“互愛互助”等簡易實用的平民文化的發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為“顯學”的根源正在於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戰國時期廣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二

　　孟子“學於子思之門人”，是孔子、曾子、子思這一系早期儒家譜系的傳人。孟子時代，“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對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的“浩然之氣”，毅然起而“辟墨”。

　　“仁愛”與“兼愛”是儒墨之爭的核心問題。要擊退墨家的進攻，必須徹底揭露兼愛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舉動暴露了墨家的理論缺陷。墨家贊同薄葬，批評儒家的厚葬主張，而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做法正違反了自家學說。當孟子批評夷之時，夷之卻以儒家主張的“若保赤子”為借口，辯解說“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為儒家所贊同。孟子對夷之的論調予以堅決的反擊，他指出，喪禮的真正內涵不在於財產的多寡，而是源於子女發自內心對父母的真愛情感。這種特定的情感體驗由血緣關系決定，而絕不可能來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論方式獲得。但墨家既承認有發自內心的情感之愛，又認為這種愛可以用語言與推論方式施於他人。墨子津津樂道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的兼愛精神，實際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認為，墨家把他人之父視為己之父，消弭了父親的特定內涵。仁愛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儒、墨在仁愛與兼愛問題上有著不可彌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銳地批判墨家的“兼愛”學說會使人成為無異於“禽獸”的“無父”之學。

　　傳統說法認為，孟子辱罵墨子為“禽獸”，遂以為孟子與墨子的學說是對立的。但如果把墨學置於孔孟之間加以分析，就會發現一個不爭的事實：孟子在捍衛儒家仁學核心價值的同時，亦悄然對墨學進行了吸收。性善論與仁政學說是孟子對儒學的新貢獻，但如果我們隻注重孟子對儒學的傳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學對孟子的影響。簡帛《五行》篇出土后，我們從子思五行說中發現了性善論的直接來源。但是，子思與孟子對“仁、義、禮、智”的論述尚有一定距離。子思的仁、義、禮、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內心之德，德行並重。而孟子已經把仁、義、禮、智完全轉化為內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並沒有把人性與善畫等號，而孟子直接說人無仁義禮智則“非人”。可見，善性已經成為做人的必然條件。那麼，孟子性善論的至善源頭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考慮到墨子對儒家的批評，不難發現，墨子對“天”與“善”的論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書中“天民”一詞出現2次，《孟子》書中出現了3次。值得關注的是，這個詞卻不見於其他早期儒墨兩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與民連接以來，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愛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儀》），扶危救困、愛人利人之人，獲得天佑而得福。墨子雖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愛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為前提。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中》）的主張，從“農與工肆”選拔官吏的提議，均是墨子提升民眾地位的舉措。經過墨家的宣傳及實踐，墨子的這些主張已經喚醒了民眾積極爭取自身利益的意識。在風起雲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也就順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孟子·離婁上》）的論述，既堅持了儒家仁愛的核心價值觀，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義”的影響。墨子“非樂”，孟子則勸導統治者“與民同樂”，把墨子認為貴族專享的樂舞文化轉化為君民共享的社會財富。

　　經過孟子對墨學的排拒、吸收與融合,儒學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貴族式的內聖修身之學,而是發展成為兼濟平民的外王之學。從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堅守仁學核心價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學之“義”，走出了一條主體性傳承與包容性創新之路。

　　（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1ZXC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2011JBM30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