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已成為排名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但是，尚未形成“大國經濟”。“大國經濟”要從質量、模式、影響力、可持續等方面處在世界前列，而不是總量。要從經濟大國走向“大國經濟”，必須開創中國的哲學經濟時代。

　　何為“哲學經濟”?那就是從哲學原點出發，更准確把握經濟規律，更系統指導經濟發展，更科學探索經濟模式，更全面提升經濟質量，更有效應對經濟風險，更辯証端正經濟評價。

　　哲學是萬學之源。歷史証明，什麼時候我們站在哲學原點，經濟和社會發展就有序前進;什麼時候我們偏離了哲學原點，經濟和社會發展就會失序。一個國家的經濟要發展，不光是一味催化，更需要考慮它的內生性要素。而哲學恰恰是經濟內生性要素的出發點和連接點。純經濟學拓寬不了我們的視界，更解決不了世界經濟危機。現在的經濟局面，足以証明這一點。

　　要走進哲學經濟時代，有四件大事等待著我們。

　　第一件大事：從內生性出發，著力培育發展經濟的豐厚土壤。

　　隻有建立在豐厚土壤上的經濟，才能根深葉茂，結出沉甸甸的果實，而貧瘠的土地無法展示豐收的內涵。發展經濟的土壤就是哲學和文化的積澱，這是一種歷史傳承和社會基因。

　　從本質上說，經濟發展的優劣，取決於人的素質。包括經濟的轉型升級，如果少了人的“轉型升級”，經濟的轉型升級隻能是外在的現象，即使勉強轉了、升了，也很難持續。多年前，我就指出：當經濟和文化打架的時候，文化往往不是它的對手。而一旦經濟取勝之后，卻會回過頭來重新打量它的對手，然后，把文化尊為上賓。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經濟。因此，我們必須從經濟之人轉向為文化之人，注入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元素，從已然習慣的物質層面的“數字經濟”走向更深層次的人的發展之“素質經濟”。

　　第二件大事：不斷拷問發展經濟之目的，端正“經濟動機”。

　　從哲學原點出發，我們必須回答“為什麼”發展經濟這個問題。我們要始終清楚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一是為全體人民提供更好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二是壯大國家實力;三是為人類和地球提供更好的可持續依存關系。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我們其實並不完全清醒。“創造財富為誰，財富從哪裡來，財富到哪裡去”並不是很清楚。長期以來，我們不少人在基本問題上陷入單邊認識，片面解讀經濟，狂熱有余，審慎不足，缺失哲學思考。假如“為人民幣服務”超越了“為人民服務”，這樣的發展，將會使社會在前進中產生明顯的目標偏離，后患無窮。

　　第三件大事：需要提出從全球化到“半球化”的哲學思考。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經10年，這期間，中國在更大范圍、更高水平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推動中國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中國經濟從涉世不深到經受諸多挑戰，再到積累經驗，可謂五味俱全。隨著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也讓我們看到，全球化也不是發展經濟的萬能全書 ，我們需要正視在全球范圍內的兩極分化和大規模遭遇經濟危機的“蝴蝶效應”。

　　如何看待全球化?我以為在中國面前有四條路——第一，你參與全球化;第二，你退出全球化;第三，你引領全球化。那麼，我們的第四條路在哪裡?我們是否可以“半球化”?所謂的有分有合。我們要從西方經濟學和數據主義中走出來，從國情出發，保持“大國經濟”的相對獨立性。從現實出發，走出一條中國經濟新路，以此作為對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歷史性反思和積極補正。

　　第四件大事：需要思考從市場經濟到“計劃市場經濟”。這樣的思考，並不是將市場經濟倒退到計劃經濟，而是，我們必須看到，光靠市場的無形之手無法導出經濟發展的邏輯。真正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帶有更開放、更高效計劃特征的經濟形態。

　　市場經濟的計劃性，體現為相當的社會共識、合理的利益結構、自覺的行為協調、成熟的配給系統、理性的消費方式、柔性的表現形式帶來的社會成熟程度。而市場經濟的自由性，也只是表現在不斷修正已有計劃不足部分的自由創造。以企業現狀為例，當前，我們必須看到大量企業處在“面粉比面包貴”的窘境。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一味放開生產性原材料，結果導致游資炒作，使處在下游的大量生產企業無法適應原材料投機沖擊。金融與實體經濟博弈產生的惡果也是如此。因此，必須對生產資料等進行計劃統籌，擠出投機泡沫，讓“面包比面粉貴”，讓實體經濟站到前台，由此奠定企業的生存邏輯。“計劃經濟”——不是保守和禁錮的代名詞;“市場經濟”——也不是開放和活力的同義詞，一切取決於它們之間的和諧程度。

　　社會發展到今天，誰都不能決定究竟是計劃說了算還是市場說了算，我們需要的是能計劃市場的、更和諧的經濟模式——“哲學經濟”。“哲學經濟”始終對經濟的功能性作出提問，始終把人的發展共享放在首位，始終站在歷史的角度考慮今天的經濟行為，這或許會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作者為浙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