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對話史上，公元2世紀到7世紀期間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當屬佛教的東傳及其與中華文明的對話。這一文明對話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后果，它不僅使佛教融入中華文明，與儒家、道教一起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結構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獲得持續的發展活力，從一個地方性宗教上升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發揮其重要的精神作用。因此，反思這場文明對話的歷史脈絡，對於總結世界文明對話的歷史經驗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兩漢時期，是佛教東傳的發生期。在文明對話的意義上，佛教在漢代與先秦形成的中華本土文明相遇后有幾個重要的歷史關節值得注意。

　　佛教進入中國大地是一個因地域關系自然而然地發生的過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賈以及熱誠傳教之人，漸布中夏，流行於民間”。（湯用彤）它不是像后來基督教教團派出大量傳教士有組織地傳教活動。這一點決定佛教進入中國是和平的、非強制性的。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是與當時道家的黃老之術和方士之術互相影響、相得益彰的。佛教的重要術語最初是參照儒家和道家的術語來翻譯的，如“涅槃”古譯為“無為”，釋迦牟尼古譯為“能仁”，這顯然並不符合印度原文的意思。佛教教義在個別觀點上與中華本土文明有相似之處，如報應說，但佛教的基本教義與中華固有文明卻有很大不同，許多地方是直接沖突的，如輪回說，省欲去奢，不近女色，拋棄妻子財貨，仁慈樂施，行乞丐等等。如何解決這類因教義不同而出現的文明沖突？佔有“中國佛教史上重要一頁”（湯用彤）的牟子《理惑論》，為此時的文明對話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理惑論》主旨是宣傳佛教教義的可靠性以及優越性，但它採用的辦法是對話，通過對話來講道理。牟子在對話中展開佛教優越性的論証，有時不免借鑒或迎合儒、道思想。比如，在回答人們對佛教“人死當復更生”說法的質疑時，牟子一方面用身體譬如五谷之根葉，魂神如五谷之種實來論証身體可滅，魂神不死﹔一方面又引用《老子》功成身退的觀點來加以佐証。正是這種基於對話的文明融合的努力使佛教逐步在中國扎下根來。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教東傳的扎根期，隋唐時期是佛教東傳的開花結果期，這兩個時期是佛教文明與中華文明對話的最重要時期。唐以后，隨著三教合流，隨著中國化佛教禪宗的盛行，融入中華文明的佛教已經成為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佛教已經不是在異族異質文明意義上與中華文明展開對話了。誠如陳寅恪先生所雲：“採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聲言尊孔避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儒教之宗傳，合而為一。”

　　魏晉時期佛教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對話主要體現在佛學與玄學的對話上，兩種文明對話呈現出佛學的玄學化和玄學的佛學化。南北朝時期佛教文明與中華文明對話的一個突出特征是皇帝親自參與對話，如宋文帝曾與僧人論究佛理，宋武帝親自到寺廟聽講，梁武帝甚至親制發願文，皈依佛教，大興寺廟。他還極力倡導《涅槃》等大乘經斷禁肉食的戒律，影響后世極大，改變了漢代以來僧徒食三淨肉的習慣。北周武帝雖欲廢斥佛教，也曾集眾討論三教優劣，前后七次，各陳是非。更令群臣討論道、佛二教的先后、同異等問題，由於司隸大夫甄鸞、沙門道安、僧勔等人據理力爭，使得廢佛之議暫時中止。這也可以看到涉及宗教爭端時文明對話的某種力量。

　　我們曾經說過，翻譯是文明對話的主要方式之一，這一點明顯體現在佛經的翻譯上。魏晉時期，中外學者合譯佛經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東晉是佛典合譯的高峰期。不僅小乘佛教的基本經典《阿含經》系列被創譯，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經論、密教經典、律典等都被譯出。鳩摩羅什在中外學者合譯佛經的事業上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他所主譯的《金剛經》、《維摩經》等佛經文辭優美，文學性很強。經過歷代譯者的努力，創造了一種融洽華梵的新的翻譯文體。當時在佛經的翻譯解釋中大量採用“格義”的方法，即用中國原有經典中的精義與典故來比配佛經中的道理，以便中國信徒的理解與接受。顯然這是一種聰明的文明對話與融合方式。外來譯人與本土僧人合作翻譯佛經，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民間譯經的有效模式。到了唐代，則主要是由國家主持佛經翻譯工作，從唐太宗貞觀三年（629）開始，歷朝都有官方組織的譯場。由於有政府調動資源，因此，佛經翻譯的數量和質量都大大超過前代，其中像玄奘、義淨、不空等人都是成就非凡的著名譯師。當時大乘佛教經典的精華基本上都已介紹到中國。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開花結果，還在於佛教本身具有一種對話精神，佛教內部往往通過對話來加深對佛法佛學的理性認識。這一點我們從古印度曲女城法會、那爛陀寺辯論會的盛況可以想見。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繼承了印度佛學的對話精神。慧遠曾就大乘要義與羅什通信，往復問答。慧遠的弟子慧觀，也從羅什請問佛學，研核異同，詳辯新舊。受到羅什的高度贊揚，與僧肇一起被稱為“第一”。東晉佛教義學，以般若性空之學為中心，大量研究《般若》的人，通過讀誦、講說，或注解經文，或往復辯論，來對般若性空進行解釋，產生各種不同說法，形成所謂“六家七宗”的派別，這無疑豐富了佛教教義及其解釋的活力。

　　佛教東傳與中華民族文明對話並不純粹是“西學東漸”的單向對話，同時還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長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經而形成的逆向對話。中土沙門西行求法從曹魏的朱士行開始可謂代不乏人，其中東晉的法顯和唐朝的玄奘是最為突出的兩位。法顯於東晉隆安三年（399），和同學景慧等四人從長安出發，往天竺尋求戒律，歷時十一年，途徑三十余國，獲得大量珍貴的梵本佛經《摩訶僧祇律》、《長阿含》等。又從海路經南海回國，到建康，在道場寺與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等，他還撰寫《佛國記》（又名《法顯傳》），歷述沿途的見聞，為中國的傳記文學開辟了新的寫法。玄奘的西行取經，帶回六百五十七部佛經，啟動中國古代規模宏大的譯經活動﹔另一方面，由他口述、辯機筆錄，於貞觀二十年（646）完成的《大唐西域記》，記述了玄奘經歷西域、印度一百多國家、地區、城邦的見聞，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印度著名的那爛陀寺遺址，就是根據這部書提供的線索發掘並復原的。當代印度史學家阿裡教授在給季羨林先生的信中寫道：“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季羨林《大唐西域記校注》前言）

　　佛教文明與中華文明對話的一個深遠的歷史影響是通過中國，佛教的流傳遠播於四鄰諸國。早在隋朝，佛教就通過中國而影響到高麗、百濟、新羅及日本。沒有在中國的存在與發展，佛教難以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義而言，中國佛教具有建構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歷史價值。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