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倫理學教研室主任，主要從事倫理學、人生哲學、社會史等領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良心論》、《契約倫理與社會正義》、《世襲社會及其解體》、《選舉社會及其終結》、《底線倫理》等。

　　“底線倫理”，即道德“底線”或基本規范，主要是相對於較高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觀念來講的。不管人們追求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或價值目標，都有一些基本的規則不能違反，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比如不能強迫他人，不能殺人越貨，不能坑蒙拐騙等，即把人當人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前，我們迫切需要這種對“底線倫理”的認知與共識，尋求道德建設的動力和信心。

　　一、道德是一種“公共資源”，一旦人人都只是使用這種公共資源而不補充，讓它持續虧空，就可能會有社會“破產”的一天

　　我國正向現代社會迅速轉型，新的社會要求與傳統的道德基礎有相脫節的情形，導致人們常對目前的社會道德狀況感到不滿。作為個人，我們常常感到相當無力和信心不足。那麼，道德建設的動力何在？我們的信心又建立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我們必須覺得道德很必要。它雖不像衣食那樣須臾不可離，但如果社會沒有道德——主要是一套規則並加上對規則的尊重——我們的飯也會吃不好，甚至根本吃不著。因此，道德是一種巨大的“公共資源”，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和發展這一“公共資源”。就個人來說，一般而言，如果遵循了基本道德就比做了虧心事感覺要好，心地會比較平安。我們不要小看這“心地平安”，它是許多幸福快樂的基礎。

　　換句話說，道德建設的初始力量，其實正是從人們對道德狀況的不滿和不安中表現出來的。這種不滿和不安是因為人們的“良心”說了話，即便暫時還不能做到完全遵循良心而行動，但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樣的狀態不是很好。比如，無論一個社會還是一個人，如果僅僅是繁榮和富裕，有很多錢，有很多眩人耳目的東西，聲色犬馬，卻沒有什麼精神的和道德的東西，這樣的狀況主觀上感覺並不會很好，客觀上也不能持久。如果說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能維系，那是因為有前人或他人積累的倫理資源。一旦人人都只是使用這種公共資源而不補充，讓它持續虧空，就可能會有社會道德“破產”的一天。

　　因此，道德的根本力量來自道德本身，來自基本的“良知”——在所有人那裡都以某種方式存在著的最基本的惻隱之心和是非觀念。良心的聲音往往非常微弱，以至於我們聽不到，這有時是因為我們平常的行為沒有觸及它的底線——最緊要的道德﹔有時則可能是因為整個社會的風氣出了問題。良心是容易“放失（放縱、不受約束）”或“蒙塵”的，所以古人常說要“求其放心”，“勤拭塵埃”。當然，從正面說，社會道德的力量還來自榜樣的力量，來自許多人的“相濡以沫”和相互感染。

　　二、人的精神資源是多樣的，個人信仰的對象和喜歡的生活方式也趨於多樣，但仍應當在基本道德行為上尋求共識

　　從“文革”結束至今30多年，中國社會又一次發生了巨變，倫理道德也概莫能外。總的來說，這30多年的道德變遷，從倫理道德的基本形態來看，是從一種“動員式道德”走向一種“復員式道德”，也就是從一種強調斗爭的、相當政治化乃至軍事化的、緊張的、運動的、一元的道德形態，走向一種強調和解的、相當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鬆的、日常的、多元的、底線的道德形態。從“動員式道德”走向“非動員式道德”，也意味著從一種非常時期的道德走向一種正常時期的道德，從一種要求高蹈（高標准、突出）的道德走向一種堅守底線的道德，從一種價值和規范統一的道德走向一種區分價值和規范的道德。人的精神資源是多樣的，個人信仰的對象和喜歡的生活方式也趨於多樣，但仍應當在基本道德行為上尋求共識。在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上，要求大家隻追求同一個目標，這是不太可能的，隻要他不去傷害別人，就都是可以的。

　　三、“底線倫理”是道德建設的重要動力

　　我們可以將“底線倫理”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所有人最基本的自然義務，人之為人的義務，比如說不傷害和侮辱生命、不欺詐他人，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線﹔第二個層次是與制度、法律密切相關的公民義務，比如說奉公守法，捍衛法律尊嚴，抵制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同時也履行自己的公民義務﹔第三個層次是各種行業的職責或特殊行為領域內的道德，比如說官員道德、教師道德、生命倫理、環境倫理、網絡倫理，等等。

　　以上三個層次，越是前者越為根本，后者一般是前者的引申和具體化，但因為有領域和行業的特殊情況，權益增加了，要擔負更高的道德責任，所以往往也就顯得較高。比如掌握權力的官員，除了履行一般的自然、社會義務和公民義務，還需要擔負起與其權力相稱的職責。這種職責的高低輕重是和權力或影響力成正比的，權力越大，其行為對他人和社會的影響越大，責任也就越重。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社會體系中各安其分，各敬其業，但是，我們更有必要通過社會制度創造出一個能夠使每個人各得其所、各盡其能的基本條件，即創造出一個公正的社會環境。也就是說，大家都要守本分，以盡職盡責的精神做好自己的事情，而政府也要守本分，確定自己恰當的權力范圍，保障各階層、每個人的正當權利和利益不會受到侵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中把社會公正與個人義務並提，把權利論與德性論視為不可分割的兩部分，並且優先討論權利論，等等，這是發人深省的。但是，無論如何，制度的不公正即使有時可能勾銷一個人的政治職責，卻仍然不能勾銷一個人的自然義務。總之，隻要你是一個社會的成員，你就必須履行某些義務。不管你有什麼信仰，追求什麼樣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也不管你多有權、多有錢或多有名，有一些基本的東西你是不能丟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轉型中的復雜的現代社會，可能會遇到很多麻煩，可能要做出妥協和退讓，但某種做人的底線是不能突破的——不能因為達不到最高，就把最低的也放棄了。在道德上，我們要摒棄一種“要麼全部、要麼全不”的思維，不能因為成不了聖徒、英雄，就索性做一個壞人﹔不能因為社會不是太理想，或者別人做得不是太完美，就給自己的行為找借口。總之，不能認為“既然你也不是太好，你也有一點私心，那麼我就什麼都可以做，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道德是可以分層次的。每個社會裡都有一些人有著很高的道德追求，如西方歷史上的斯多葛派，中國古代儒家的一些人以道德高尚、品格完美、成為聖賢作為他們人生的最高乃至惟一的精神追求。對他們來說，自然是絕對不會以“底線倫理”為滿足的。現在隨著社會的平等化，大家的價值追求也可以多樣化了，許多人沒有很高的道德追求，不想做聖人，但也不去傷害人，隻求一生本本分分賺錢，平平安安度日，這也是無可非議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但人必須先滿足一種道德底線，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嚴守道德底線需要得到人生理想的支持，而去實現任何人生理想也要受到道德底線的限制。現時代我們面臨這樣一種處境：最小范圍內的道德規范需要最大范圍內的人們的同意和共識，最低限度的道德約束呼喚著最高精神的支持。強調道德底線與基本義務、提倡人生理想與超越精神又是緊密聯系、完全可以互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