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元前500年為中心，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被哲人稱為軸心時代。期間，人類文明的精神基礎同時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開始獨立形成。這一時期通過對話產生的哲學思想具有深刻的原創性。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精神基礎之上。這個時期文明對話所具有的形態特征，蘊藏豐富的思想資源，直接對后來東西方的文明對話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在前軸心時代，主導文明對話的是帝王、國王、神話英雄或“王官”。《尚書》中保存的典、謨、訓、誥、誓、命等歷史文獻大都是訓下和告上之詞，無外乎敬天法祖和討伐逆命。希臘荷馬史詩所反映的參政院和公民大會，主導對話的則是國王、長者、神話中的英雄。與會者互不回答問題。沒有對話。大會不表決，也不做決定。簡直像是“一連串獨白”。（克林娜·庫蕾《古希臘的交流》）

　　到了軸心時代，情況發生很大轉變。思想家登上文明對話的舞台，成為對話的主體，引導對話的展開。春秋時期的中國“禮崩樂壞”，列國分治。思想家奔走於天地之間，游說各國君王，批評政治，喚醒良知，提出方略，促進改革，為重建社會秩序而努力。此時，古希臘社會的城邦也已形成。無論是雅典的民主政體還是斯巴達式的寡頭政體，一切問題原來由君主裁奪，現在則取決於專家、知識分子、演說家的演講藝術，而且必須通過辯論作出裁定。這些都促進新的文明對話的產生。雅典的廣場、公民大會、參政院、法庭、體育學校等是這些文明對話的最佳場所。

　　思想家、學者或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文明對話的主體力量，是因為他們有學問，有智慧，有真知灼見。孔子和墨子在言論、對話中經常引《詩》、《書》。即使對孔、墨持批評意見的韓非子也不能不承認孔、墨“博習辯智”（《八說》）。在思想家那裡，對話既是哲學思想的表達形式，也是哲學思想本身。對話產生哲學思想，哲學思想持有對話的結構。

　　軸心時代富有內涵的對話打破了君王對思想的壟斷，樹立起思想與文化的權威，這對於文明的發展具有深遠的積極意義。

　　春秋時期兩大顯學孔學與墨學就是由對話產生的對中國文明影響深遠的兩大哲學思想流派。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或關鍵詞。怎樣理解“仁”的意思？孔子沒有一個固定的一成不變的定義，而是在與學生的對話中巧妙地闡釋了“仁”的豐富意蘊。針對不同的學生“問仁”，孔子有不同的答復。《論語·顏淵》開篇有顏淵、仲弓、司馬牛三人“問仁”，孔子三處回答不一樣，均從不同側面逼近“仁”的意義。僅以顏淵問仁為例。

　　孔子先回答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當顏淵還不太明白“仁”的具體內容時，孔子又說了四句名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這種對話結構中，我們看到孔子表達對概念的解釋是從總說和分說兩個維度逐步深入。對話的另一方因此也就能完全理解他的思想。

　　再看《論語》其他地方的“問仁”：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同樣是樊遲問仁。孔子在另外的場合卻回答說“愛人”。（《顏淵》）如果把這兩處的回答相互參照，也可以進一步領悟“仁”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豐滿性。與“問仁”同樣精彩的對話還有“問政”對話。如果把散見於《論語》中有關“問政”的對話集中起來研究，則不難看出孔子政治哲學思想的豐富性。

　　《墨子》全書也多為對話體。墨子認為言論應制定准則即“言必立儀”。墨子為言論訂了三條原則：“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實踐的。”（《非命》）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於古代聖王事跡。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實。如何實踐呢？要把它用作刑法政令，從中看看國家百姓人民的利益。墨子為言論所訂的本、原、用三條原則，是軸心時代文明對話、百家爭鳴的重要原則。

　　軸心時代古希臘兩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是文明對話的高手。

　　蘇格拉底獨創了自己的對話問答法，他通過表面重復、“誘敵深入”的辦法把對方一步一步地“引誘”到自己設下的“辯証法陷阱”，從悖論中獲得新見。蘇格拉底極其嫻熟地運用對話思維方法來展開他的思想。他幾乎天天與人對話。在生命最后一天喝下毒藥后還在進行漫長的對話，討論正義與靈魂不朽等問題（參看《柏拉圖全集》中《斐多篇》，斐多是蘇格拉底忠誠的學生）。通過對話，激發思考，探求真理。“蘇格拉底式對話”既是哲學思辨的同義詞，也是西方哲學史命題。

　　柏拉圖完全繼承了蘇格拉底的對話思維方法，前后共著對話二十五篇，除最晚出的《法律篇》外，其余二十四篇都是以蘇格拉底為主要對話者。蘇格拉底像孔子一樣，一生述而不作，沒有留下一個字的著作，他的對話及其思想，經由柏拉圖的記述，成為人類哲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寶貴遺產。

　　無論從孔子、墨子到孟子、荀子，還是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裡士多德，可以明顯看到哲學思想在表達形式上變化：由相對自由的對話體逐漸轉向比較嚴謹的論述體。不過，即使是思想家、學者“述而有作”，對話也沒有退出思想學術領域。比如先秦諸子著作的經傳關系，既是一種學生對老師學說的解釋，同時也是學生與老師的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話永遠是哲學思辨不可或缺的思維方式和表達形式。

　　軸心時代文明對話的另一形態特征表現為對話是教育的直接形式，通過對話展開教化。對話成為一種知識生產方式。

　　孔子和柏拉圖是中西方以對話方式展開啟發式教育的開山。一部《論語》，一部《柏拉圖對話集》是人類對話式教育方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論語》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各言其志一章，師生對話極為生動，又極富有詩意。千百年來，人們讀到這一章仍感到如沐春風。孔門教學有四科：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其中后兩者都與對話能力的訓練有關。戰國時代“不治而議論”的文學之士如縱橫家的出現，應該說與孔子開創的對話教育傳統有一定關系。

　　柏拉圖創辦了雅典學院這座古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學校。他師承了蘇格拉底的對話問答法的教學方法，提倡通過對話形式，提出問題，突顯矛盾，然后進行分析、歸納、綜合、判斷，最后得出結論。柏拉圖教育思想的主要目的是理性的訓練。教師要通過師生對話，啟發、誘導學生進入理性思維境界，使他們在“冥思苦想”后“茅塞頓開”，喜獲“理性之樂”。這與蘇格拉底的思維助產術有異曲同工之妙。

　　古希臘對話教育方式的興起，還與其他的語言藝術有關。公元前5世紀頭30年，雅典產生新的說話與對話技巧——修辭學。經過修辭學訓練的詭辯家和演說家，煽起人們的激情，在社會上獲得名利雙收的巨大成功。在柏拉圖《普羅泰戈拉》裡，人們看到希庇亞坐在寶座上，俯視他的學生，口若懸河地回答關於物理學、天文學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因此，這也形成了西方的一種公共對話傳統，我們從今天歐美大學講堂和議會辯論還能看到古希臘對話文明的影子。古希臘還創造了人類最早的對話藝術——戲劇。古希臘戲劇表演的時間十分冗長，從黎明演到日落，而且劇場的感染力十分強烈。據說，在上演《歐墨尼得斯》時，當看到復仇女神依理逆司時，觀眾們嚇得魂不附體，孩子們昏厥，女人們流產。亞裡士多德從希臘悲劇中發現人類所具有的兩大情感：“悲憫”和“恐懼”。

　　軸心時代東西方文明創造出來的各種形態的文明對話豐富多彩，今天的人們沒有理由不從中吸取文明對話的無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