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史看文化哲學的當代必要性

　　“文化哲學”作為一個哲學概念，一般都認為是德國哲學史上從新康德主義那裡才開始有的。

　　現在重提文化哲學，是因為我們覺得傳統的本體論哲學、認識論哲學以及當代的各種哲學流派，都有一些需要著力補充的意義和功能。當代哲學在它內在邏各斯方面和外在的世界（社會歷史）功能方面，都有一些導致哲學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說在一定意義上呈現“失語”狀態的問題。當代文化哲學研究理路的提出，也就是力圖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探索。

　　把哲學研究的著力點轉向“文化哲學”的興趣，不是今天的研究者才有的。它有著漫長的思想史。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就提出了結束把知識作為哲學的唯一研究對象的思路，而把哲學的研究對象拓延到了對道德理性、審美意識和合目的性思想等等的批判﹔新康德主義者明確認為，康德的這些思想就是一種“文化哲學”。卡西爾在1923年指出，哲學不能滿足於分析人類文化的諸個別形式，它應該尋求的是一個包括所有個別形式在內的、普遍的綜合的概觀﹔哲學思維應該揭示出人的所有這些文化創造物據以聯結在一起的一種普遍功能的統一性。胡塞爾在1936年的《危機》論文中，驚呼哲學的觀念化使哲學得了對生活世界深度遺忘的病症。海德格爾在追求存在物如實展現的背后基礎的過程中，強調哲學對人的生活世界的原初狀況探討的必要性，強調要注重語言、詩和藝術作品對於人的生活世界原初體悟的哲學意義。羅蒂則認為應該放棄“大寫的”哲學，而把哲學理解為一種在文化間、學科間以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之間建立聯系的文化解釋行動。

　　所有這些情況都說明，理性哲學在西方思想界活躍了400多年之后，人們已經看到了它作為“哲學”的局限性。不少哲學家在自己的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一種新的追求：哲學研究應該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就是：從理性哲學向文化哲學過渡。

　　文化哲學拓展哲學的功能

　　哲學的功能，就是哲學的解釋力。哲學的解釋力包括理論解釋力和實踐解釋力兩種。20世紀后半葉以來，在哲學界內外談論哲學功能“弱化”或者哲學的“解釋力下降”的說法越來越多。

　　第一、關於哲學的理論解釋力，即對諸學科的解釋力。

　　19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興起，哲學逐步把自己解釋生活世界的原有的一部分功能，交給了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等新學科。這是由於哲學在人類生活世界發展的新形勢下，繼續專執傳統本體論和近代認識論的思路，而對於新的世界現實缺乏解釋力，從而使哲學過去保持的對各個學科進行“概括”、“貫通”和“整體化”的功能，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萎縮”態勢。

　　從哲學與生長於生活世界之上、力圖較直接地解釋生活世界的諸科學、諸學科的關系來看，哲學有下述兩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由於“生活世界”的新的現實狀況的“干擾”，哲學的那些被公認的較為傳統的“哲學內學科”，例如形而上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感覺學）、知識學（認識論）等等之間的“邏各斯關系”開始失效。例如康德關於審美是知性與理性之間的“橋梁”的說法，盡管大家都表示同意，但合乎邏各斯的反思性論証並沒有出現，況且稍具有獨立思想的各種解釋，也都在意義上大相徑庭而無在邏各斯層面溝通的可能。

　　其二，因為哲學對自己仍然隻作“知識”、“理性”、“意識”的理解，因而它在一大批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興起的時候，無法合理解釋它們之間的關聯，也沒有能夠把各個學科的“貫通”和“整體化”作為哲學的任務，而且對於諸學科的系統分類也無定見，形成了多元化的“自成一家”、“百家爭鳴”的邏各斯混亂局面。盡管一些學科為了論証自己的合法性有意識與哲學挂鉤，出現了諸如宗教哲學、藝術哲學、哲學人類學、科學哲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等等組合概念把哲學泛化﹔同時，哲學排除非知識的、非理性、非意識的人類精神現象於自己的解釋力范圍之外﹔使得這些“三非”學科也對哲學解釋並無興趣，哲學的解釋功能受到了明顯的挑戰。

　　第二、關於哲學的實踐解釋力，即對現實的人類生活世界的解釋力。

　　從19世紀后半葉以來，盡管一些哲學家的解釋興趣有向“三非”學科轉移的趨勢，但大多數哲學家仍然著力在知識、理性和意識的取向上進行自己的研究，因而對在20世紀實際的人類生活世界中出現的那些新的現實現象缺乏解釋（判斷、警示和預后）能力。例如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經濟危機、法西斯現象（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面對頹廢派、新的“自然科學—生活世界”概念（原子彈、安樂死、克隆和代孕），面對人類面臨的自然災變，哲學話語都蒼白無力，幾乎毫無現實有效性可言。

　　上述兩個方面的難題（作為哲學現象）表明，哲學對生活世界的理論和實踐都因功能“失職”而自身的解釋力“失效”，其理論構架（模式）也幾近“失范”。

　　文化哲學的思路，對於克服上述哲學功能退化的狀況，具有有效的探索作用。也就是說，文化哲學具有在新的時代形勢下拓展哲學功能領域、提升哲學自身對生活世界的解釋力的能力。這是因為：

　　第一，對於現實的生活世界的具體事物即具體的實踐方面來說，文化哲學的本體——文化存在——就在生活世界本身。因而，無論是從人的生命的活躍性、生命外化的世界形態，還是從人際交往以及人對自己的塑造，來解釋人類實踐的各種現象，都是文化哲學的“本職”工作，文化哲學都會把它們看做“可解釋的”。所以，文化哲學因具有對生活世界的全面解釋力而擴展了哲學的功能領域。

　　第二，對於人類精神的、理論的生活領域來說，由於文化哲學具有自己全面系統的“樣式”，因而具有對生活世界的文化存在進行全面、系統地理論化的“覆蓋”（概括）功能。我們可以把文化哲學的“樣式”歸納為“符號”形態、“產品”形態、“制度設施”形態和“人身”形態。通過上述這四個樣式，我們既概括了人的文化生活世界的全部內容，也為存在本體賦予了四種“形態”，使存在有了與現實生活世界“親和”的基礎，使哲學真正回歸到生活世界之中，使哲學本體獲得了整個現實生活世界的全盤支持﹔也就是使哲學具有了“囊括”生活世界的“大全”能力，使得哲學對世界的整體性解釋力、系統性解釋力和全面性解釋力都以現代的方式獲得真正的實現。

　　文化哲學推動“哲學”間對話

　　Philosophia（歐洲人確認的哲學）從其歷史看，最早是希臘文化圈的“地方之學”。經過幾千年，到現在它已經成為人類不同文化的學者都要通過教育來學習、不同文化圈的研究機構都要研究的大學問。但philosophia按其文化性質而言，從古希臘到現今，其歷史記錄的“言”的絕大多數，是歐洲人和歐裔人之言﹔其所言說之事之理，都屬於歐美文化圈內。不“懂”歐美文化的人，是很難“聽懂”其理論的。所以，盡管它在現代傳播頗廣，但它的內容一直是受到文化圈的明確限制的。因而作為文化現象，它仍然應該是屬於一種“地方之學”。

　　那麼，有沒有“全球人類”各個文化圈的共同的“哲學”呢？我們應該說，到現在還沒有。

　　近三、四個世紀以來，歐洲人在自己的哲學之外，雖然也承認有印度哲學、阿拉伯哲學以及中國哲學，但其中最典型的一種談論法，有如著名的黑格爾那樣，著意抬高歐洲哲學（特別是日耳曼哲學）的地位，而對東方哲學（包括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進行有悖於東方文化事實的貶低。從黑格爾的時代到今天一百多年過去了，但一些人仍然堅持，如果談論“哲學”的話，就必然是要談論philosopia的歷史和思想框架，或者要把各個文化圈的思想硬納入philosopia的歷史和思想框架之中進行談論，才能算得上是在談哲學。這顯然仍然是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思路。

　　我們有必要提出哲學的多樣性，即哲學也是復數的問題。這是因為：每個文化圈都有各自的“反思性的思想”財富即哲學，它們無論從其文化結構，還是從其對自己文化圈的生活世界的功能而言，都應該是具有各自的文化特性的“哲學”。從這個思路來說，哲學應該是多樣的。隻有承認哲學的復數性，我們才能真正地具有全球的哲學地圖和哲學史地圖。也就是說，歐洲哲學作為歐洲文化撫育起來的哲學，對歐洲文化具有全部的“精神有效性”，他“在歐洲”的合法性完全可以用歐洲文化的全部事實和思想成果予以“証實”。同樣，中國哲學，其他文化圈的哲學例如伊斯蘭文化圈的哲學、印度文化圈的哲學，對於自己的文化圈來說，也都應該有同樣的文化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從文化哲學的立意出發，探索一條也許有實際解釋效用的思路。第一，以文化圈為單元，首先探討各個文化圈關於生命本體的學說。第二，描述並探討本文化圈關於生命本體的存在及其持存動力或者演變動力的思想。第三，探討本文化圈關於生命本體與生活世界發生聯系的“發生學”思想。第四，探討本體在本文化圈的生活世界內的形態化過程中，“文化形態樣式”的產生以及諸樣式形成為生活世界的框架構造的情況。第五，對本文化圈生活世界的諸樣式的生命意義的研究，以及生命意義在諸樣式中具體生發為“本體—文化生命”的過程。第六，從對本文化圈的樣式的研究，再延伸到對本文化圈的生命的具體文化形態的研究。

　　上述各條所涉及到的研究要素，是每個文化圈都具有的。隻不過在各個文化圈的“表現”各不相同而已。但不管怎麼說，以文化哲學的方法，我們可以對多樣文化進行基本一致的文化哲學分析和研究。這一點是以歐洲哲學為模仿對象在全球不同文化圈尋求“哲學”的“東施效顰”式的建構所不能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