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剛剛結束，高考改革，又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在高考改革方面，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一個是考試內容的改革，一個是大學招生方式的改革。

　　“考試內容的改革，要加強能力考查的比重，降低對特定知識‘死記硬背’的考查。”

　　考試內容的改革方面，20多年來，高考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展。與20年前相比，今天的高考已經很不同。考查對特定知識機械記憶的題目，已經被壓縮到很小的比例。與特定教材相挂鉤的內容，也已經被壓縮到很小的比例。許多題目都注重考查對所學知識的靈活運用能力。例如，現在的試卷中包含相當比例的選擇題。這些選擇題，主要考查考生的判斷能力，而不是記憶能力。又如，現在的語文試卷包含很大比重的“閱讀理解”題目。這些題目，與教科書的內容基本沒有直接聯系。再如，現在的作文，大多採用“材料作文”，而不是20年前的“命題作文”。這種考題，為學生提供了更大的表現空間。這種注重考查能力的考試，不是要考出考生“不會什麼”，而是要考出考生“會什麼”。不是要考生在考場上“出丑”，而是讓考生在考場上“出彩”。

　　由於許多省單獨命題，試卷的命題水平尚參差不齊。由教育部考試中心負責命制的“全國卷”，以及北京卷和上海卷，在從“考查知識記憶”轉向“考查能力”方面，進展是非常明顯的。

　　“招生方式改革：降低筆試比重。”

　　大學招生方式的改革，主要是要降低筆試的比重，給已經教了學生3年甚至6年的高中老師一定的發言權，因為他們最清楚哪些學生具有發展潛力﹔給將要教學生的大學老師一定的發言權，因為他們最清楚什麼樣的學生教起來最順手。

　　現行大學招生考試制度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首先，在學生評價方面最具有發言權的高中教師沒有任何發言權。作為一個心理測量學者，我深知，即使僅就能力評價而言，再好的考試也不如教師對學生的長期觀察更准確，更不用說非智力方面的評價。今天的情況是，最了解學生的中學教師對大學的招生決策沒有任何發言權。相反，招生決策幾乎完全依據在評價學生能力的有效性方面頗值懷疑的標准化考試。要知道，比我國高考科學化程度高很多的SAT（美國高考），在美國大學招生考慮中所佔比重也不過30%左右。

　　其次，將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大學老師的發言權也微乎其微，一般隻能在具有同檔分數的考生中進行選擇。由於人的復雜性，在高等教育界存在不同的教育理念是很正常的。“語文水平對於研究物理是否重要？”對於這個問題，物理學家們的看法相去甚遠。有人認為“很重要”，有人則認為“無所謂”。“英語水平對於研究古代漢語是否重要？”對於這個問題，古漢語專家們的看法也相去甚遠。對於這一類問題很難得到結論性的共識。今天，在大學新生的選拔中，校長和教師的教育理念基本不能得到體現。

　　第三，一些具有潛力的“專才”被拒之於高等學校之外。“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今天，一些在某一方面表現出強烈興趣和潛能但發展不夠全面的學生，很容易由於分數未“上線”而被拒之於大學或一流大學之外。全面發展和充分發展是矛盾的。“世界冠軍”大多發展不夠全面。哪位真正關心自己學校發展的校長不希望自己的學校中多出幾個“世界冠軍”呢？今天，多少校長有權力將這樣一些潛在的、不夠全面的“世界冠軍”招進自己的學校呢？

　　這種現象是由於對大學生質量的關心不夠。學生是大學的“原料”，一個自負盈虧的企業家不會輕易將原料的採購權交給企業以外的人，因為原料的質量直接關系到產品質量。但是，在許多年中，我國的大學校長們對這種基本放棄招生權力的狀況卻泰然處之。“原料”的好壞，“產品”的好壞，與校長的利益沒有多大的關系。多數大學校長們的境遇是：既沒有多大權力，沒有多大責任和利益。沒有聘用、解聘的用人權，沒有獎罰的財權，也沒有“採購原料”的招生權。

　　“堅冰雖已經開裂，仍然任重道遠。”

　　伴隨“大學生就業難”現象的出現，一些校長已經感到了壓力。為了提高“產品”質量，需要關注“原料採購”，需要改變這種“原料採購”大權旁落的現象。校長們的這種變化使大學招生制度改革獲得了原動力，使招生制度改革成為可能。於是，自主招生出現了。於是，“搶生源”的現象出現了。於是，大學招生中開始採用“面試”了。於是，“高中校長實名推薦”出現了。於是，北京大學11名教授聯名致信校長周其鳳，建議進一步打破“唯分數論”的羈絆與束縛，採用“高考成績與本校專家面試相結合”的招生選拔方式。於是，雲南省教育廳在任廳長羅崇敏2012年5月4日在西南大學的演講中公開亮出自己的主張：徹底改革高考體制，取消現在的高考方式。於是，2012年6月6日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對記者公開宣布：南方科大的理想是不通過高考招人才。於是，“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自主招生”、“多次選擇”、“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等重要的概念被寫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於是，“大學招生100%靠筆試成績”的局面開始受到沖擊。於是，巋然不動的高考開始鬆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高考改革就已經引起許多有識之士的關注。當時有一個廣泛應用的簡稱是“克服片追”。30年過去了，盡管我們已經在高考改革方面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但“應試教育”的局面非但沒有實質性的改進，反而從基礎教育向高等教育和學前教育延伸。

　　今天，對於高考改革的努力仍然存在種種非議。作為一個長期研究高考問題的學者，我希望各級教育主管部門不受干擾，不為所動，堅定而謹慎地繼續推進高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