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馬樹超：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們對於發展職業教育的意見已經從“重視地位和重視規模”轉向“重視建議和重視質量”。例如，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認為“對於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大家都看在眼中，希望能找到合適的推進路徑”，建議盡快出台相關政策，使高職院校在“十二五”期間的生均財政撥款與當地本科院校相一致﹔成都市副市長傅勇林提出“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必須徹底改造職業教育的課程體系，重點改造現有的教師隊伍建設的固有模式”﹔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車秀蘭提出“中國現在的職業教育層次要豐富，除現有的中職、高職外，要發展本科層次、研究生層次的職業教育”﹔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紀寶成認為“高考制度改革應設立兩個體系、兩個高考：一個考普通高校，一個考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同樣都是600分，可以上清華、北大、人大，也可以上某個名牌技術學院”（參見《中國青年報》2012年3月19日第11版）。可見，當前職業教育面對的挑戰很多，“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缺乏頂層設計”已經擺在首要位置。20多年來職業教育發展的總體，基本處於興奮式發展階段，缺乏科學的頂層設計。從過去職業教育發展的路徑來看，我們堅持了發展、發展、再發展，這樣的思路在過去一個階段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中高職在校生總數已經超過3000萬人，其中高職在校生960多萬。這個時候，如果缺少頂層設計，沒有跨界的支撐，職業教育就很難得到持續健康發展。

　　進入2011年，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政策重點，正在從以規模發展為重轉向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人們對於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視，實際上反映了新時期發展職業教育的新型質量觀，這既是對職業教育增強服務經濟社會能力的關注與要求，更是對學生未來發展的期望與訴求。

　　在傳統的教育學領域，人們通常習慣用學制體系來表達職業教育體系。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對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表述，則明確採用了外部適應性、內部適應性和系統協調性等一組指標，提出“到2020年，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要求、體現終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可見，這個體系具有三個重要特性：一是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要求，即外部適應性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邏輯起點，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求這個體系必須是開放的，需要通過教學標准與用人標准的融合，實現專業建設與產業發展對接﹔二是體現終身教育理念，即內部適應性是根本目的，要求這個體系要堅持以育人為本，強調人的終身發展﹔三是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即內在系統的協調性是重要實現手段，要求系統培養技能型人才，突破培養層次的局限。

　　職業教育事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快完善社會支撐系統。

　　首先，當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的在校生規模都已實現大發展的狀態下，迫切要求加強政府統籌管理系統的保障，加強辦學條件預警管理、學籍管理、校企合作管理、技術研發管理和質量評價管理等系統建設，還應完善職業資格証書系統、就業准入系統等建設。否則，如此大規模的教育事業沒有政府統籌協調管理下的體系保障，就隻能停留在粗放型的發展階段，職業教育缺乏吸引力，難以充分發揮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會起負作用。

　　其次，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由規模為主轉向質量為重，迫切需要強化職業教育科研系統的支撐。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職業教育的改革發展明顯缺乏強有力的科研支撐。例如德國，其職業教育科研隊伍龐大，構成多元，並確立了世界上最系統的職業教育研究范疇：職業教育基本理論和專業教學方法研究是德國各大學約350個職業教育研究機構的強項，而職業教育政策和標准研究是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的重點，職業教育供給和需求研究則是聯邦勞動力市場與就業研究所的重點。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離不開職業教育科研的伴隨與支撐，職業教育科研事業越來越應該成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次，目前我國職業院校的生源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尤其是在部分發達地區。在江蘇，2000年出生的人口不到1990年出生人口的一半，這批人口將於2015-2018年初、高中畢業，中等和高等職業學校都將面臨生源危機﹔在北京，2011年高考全市考生已比2010年銳減兩成，是連續5年高考報名人數下降的地區，預計到2015年還將減去三成。逐年下降的生源人數，需要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充分發揮面向人人、服務終身的功能，適應人口結構變化，其服務面必須要拓展到所有在職業技能的獲得和提升方面有需求的人，既可以使學生在職業教育體系內連續學習，也方便成年人“回爐”接受與其水平相適應的職業教育。

　　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必須以職業教育大發展后的社會支撐服務系統建設為保障，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讓高中階段和普通高等教育這兩個“半壁江山”的學生成為受益者，為經濟發展從依靠增加人力資本數量轉變到提升人力資本質量提供基礎性保障。因此，必須充分重視職業教育的跨界性特征，加強政府部門的統籌協調，當前尤其要十分重視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促進職業教育的科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