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大學成為了新文學的溫床，現代作家中的許多人，都曾長期任教於高等學校。其中北京大學自然首當其沖，諸多新文學的發起人和創造者，都曾任教北大﹔清華園裡也走出了許多重要作家。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更是人才輩出，培養了一大批作家和詩人。

　　這一時期的北京師范大學，也稱得上氣象不凡。不止錢玄同、李大釗、黎錦熙等曾在這裡任教，連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魯迅也曾長時間任教師大。稍后則有鐘敬文、穆木天、焦菊隱、鄭敏、李長之等著名現代作家和詩人長期執教於此。在師大培養的學生中比較有名的作家詩人則有石評梅、張我軍、牛漢等。這些名字，在很長時間裡共同矗立起了師大的精神界碑，成為百年師大的靈魂和象征。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開放之后，北師大文學創作的風氣與活力日盛，許多學生文學社團的成立，極大地推助了校園文學創作的氛圍。這個時期師大的教師中，也還活躍著許多老一代的學者的身影，不隻鐘敬文、李長之、黃藥眠、鄭敏等著名現代作家和批評家仍對學生產生著巨大影響，那時相繼在此任教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如童慶炳、藍棣之、任洪淵、劉錫慶、李復威、黃會林、王富仁等，也對校園文學創作的環境產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在此環境下，80年代的北師大可以說涌現了難以數計的文學愛好者與寫作者，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蘇童、陳染、劉恆，以及畢業自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聯合舉辦的作家研究生班的莫言、余華、劉震雲、遲子建、洪峰、畢淑敏等，如今他們幾乎佔據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半壁江山”。

　　蘇童：中短篇小說領域最具大師氣象

　　蘇童於1980年北上求學，北京師范大學帶給蘇童的是別樣的生命體驗，“我感受到一種自由的氣息。”在上學期間，蘇童就寫作並發表了大量的小說和詩歌作品。1987年前后，他以《1937年的逃亡》等作品而聲名鵲起，很快與余華、格非等人一起，被譽為“先鋒派”的代表性作家。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他的《紅粉》、《妻妾成群》、《米》等作品的問世，以及經張藝謀將其作品搬上銀幕，蘇童的小說被大量翻譯，隨之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他創作的多部長篇小說《城北地帶》、《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等，也都引起廣泛反響，激起文學話題。“踏實一直以來是師大的校風，這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的文風以及做人的態度。”

　　蘇童是一位公認的短篇小說“聖手”。無論是他早期以書寫青春成長為主題的“刺青系列”、“香椿樹街系列”，以書寫南方城鎮生活為主題的“婦女系列”，書寫歷史題材為主題的“后宮系列”等，還是近年來書寫日常生活的中短篇小說，都有許多膾炙人口的篇章。《飛躍我的風楊樹故鄉》、《刺青時代》、《香街野史》、《婦女生活》、《橋邊茶館》……都稱得上是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妙品”。

　　蘇童的小說致力於書寫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的經驗，注重揭示人性的黑暗與多面性，並從而揭示出歷史本身豐富的悲劇內涵﹔他還特別注重刻畫人物心理，尤其擅長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沈從文之后，蘇童是最具大師氣象的中短篇小說領域的作家。

　　莫言：長篇小說的文體創造大家

　　莫言、余華等作家與北師大結緣，始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在童慶炳教授等人的推動和努力下，北師大中文系與中國作協屬下的魯迅文學院合作，開設了面向全國優秀青年作家的作家班研究生班。此班幾乎囊括了當時國內所有最活躍的青年作家。回憶起童慶炳、韓兆琦等老師上的課，莫言深情地說：“師大地理上離家近，心理上離心近。”

　　1985年，莫言以一部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而震動文壇，稍后又以其“紅高粱”系列中篇，以及在此基礎上匯集而成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奠定了他作為“新潮小說”運動之代表人物的地位。在北師大學習的過程中，他的視野進一步拓展，達到了創造力的巔峰狀態。在199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中，他塑造了一位見証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民間母親的形象，她風雨如晦、苦難深重的一生，見証了這個世紀中國歷史與民間社會滄海桑田式的變遷。在世紀之交以來，他又接連推出了《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等長篇，也都產生了巨大反響。莫言傳承了魯迅等中國現代作家的批判精神，對於傳統文化的痼疾和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即魯迅所說的“國民劣根性”，都有非常深刻的反思與批判。

　　不僅如此，莫言還是一位長篇小說的文體創造大家，不但作品數量之巨在當代作家中罕見，而且每一部都在形式上有所探索和創造。他的《紅高粱家族》可謂是當代中國長篇小說文體變革的開路先鋒﹔《檀香刑》和《生死疲勞》則都稱得上是最具戲劇性、也最具敘事難度與魅力的作品。

　　余華：以“極簡”寫作獲得重要地位

　　余華在北師大作家研究生班就讀之前，已是“先鋒派”代表人物，其短篇小說以強烈的陌生感、寓言性和形式意味引起矚目。余華感念北師大老師對他的培養：“童慶炳老師永遠是我的班主任！”

　　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陌生化的寫作風格突然一變而為簡潔與淺白的敘事，接連推出了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一舉奠定了他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並確立了他獨有的“極簡主義”和寓言化的寫作風格。迄今為止，他是當代作家中以較少的創作數量獲得重要地位與評價的典范。他的作品在傳承魯迅式的國民性批判主題方面，同樣具有創造性的發揚，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說中，關於“歷史-刑罰”主題的敘事，關於人性黑暗的“存在主義式”的揭示，都給人以強烈的靈魂震撼，而之后的長篇寫作，則對中國當代的歷史作了貼近底層人群的生動描繪。

　　余華擅長寫“小人物”的心態與性格，他所刻畫的福貴、許三觀、李光頭等，堪稱是新文學誕生以來最具人性內涵和性格質地的、可以與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媲美的人物形象﹔而他的語言也是最淺白、最接近口語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