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包羅萬象又紛繁蕪雜，這是當前散文創作的基本面貌。此中頑疾有何表現？緣由如何？“藥方”何在？本版從今日起開辟“文事聚焦·問診當下散文創作”欄目，邀請專家從各個向度進行闡述，發表高見，並期待引發更為全面而深刻的思索。

　　如今，散文似乎愈來愈好寫。不論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學者，還是普通的老百姓，上自八旬老翁下到十三四雛子均可染指。所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它的行情開始看漲，報刊辟專欄，出版社出叢書，社會上開筆會，什麼小女人散文、大文化散文、新散文、新媒體散文、原生態散文、在場主義散文等，眾聲鼎沸，五花八門。“好寫”與“走俏”的互動，使曾經沉寂的散文園地變得熱鬧、繁榮起來，有論者甚至把上世紀90年代稱為“散文的時代”。

　　進入新世紀，散文創作卻出現了明顯的滑坡。盡管創作隊伍依舊壯觀，產量更加驚人，並在題材視域與個體風格的拓展、處理日常現實生活的激變能力和藝術技巧的普遍提升等方面，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可是其表面的喧嘩已掩飾不住內在的混亂，不但在對拳頭作家和經典文本的輸送上大為遜色，而且在寫作難度的克服、藝術可能性的尋找上未提供出多少新質，即便是創作自身也存在著一些本質的失衡現象。

　　為什麼散文創作再度陷入低谷？這固然和市場經濟的沖擊、大眾消費文化的風行、回溫的詩歌與長篇小說的上擠下壓等因素有關，但是散文創作的文風問題恐怕也難辭其咎。

　　說到文風，在這裡已不僅是文章風格的意思，而指代著超越於文章風格之上的一種創作風氣和傾向。放眼當下散文創作的文風，至少有幾點亟待反思和調整。

　　“一窩蜂”似的同質化

　　把經典和大師當范本學習不失為一條成功之道，但若一味臨摹、仿制，就會適得其反。《文化苦旅》之后，各種面貌的“余秋雨”紛紛在人文傳統、自然山水、歷史文化題材中尋覓、穿行﹔劉亮程一出，無數崇拜者便爭相在村庄、河流、麥地等鄉土意象的原野上開鐮收割﹔尤其在周德東、洪燭、周國平等輻照下，報紙副刊和流行雜志上的青春美文、哲思小品，更是“鋪天蓋地”，令人目不暇接。

　　這種趨同現象，和一些成名作家作坊式的批量生產聚合，把個人化的創作行為又改寫成了集體書寫，充滿了似曾相識的重復感，創造力日漸萎頓，雖然很多跟風之作技巧圓熟精致，頗具煽情能量，但還是因缺乏應有的鮮活與生氣而令人厭煩。

　　像大量逆現代化潮流而動的鄉土散文，的確以鄉土閑適、純朴、安靜品性的認同，暗合了現代人尋找精神家園的精神脈動，對抗了都市工業文明的喧囂異化，可這些多為都市作者想象、炮制的土地神話，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現代鄉土古朴而悲涼的靈魂內核，它在如今后工業的社會裡表演，也有幾許滑稽味道,並且面對流轉的人生現實和繁復的心靈變幻，過度承襲他人的思維方式、表現手段與形象系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錯位與沖突，使藝術傳達趨於貧困，而從題材選擇、感情狀態、感覺習性到想象路線、遣詞造句乃至文章題目等高度趨同的“類”化，則使大量的創作個體形象模糊，千人一面，讓讀者產生審“美”疲勞自然在所難免。

　　偏於抒情與記事的“自戀症”

　　賈平凹在《散文的看法》中斷言：“唾棄輕而狂的文風，有人卻走向另一絕地，使散文的題材狹窄，精神脆弱。”這切中了散文界要害，即一度減輕的自戀症在新世紀又開始發作、加重。

　　對宏大敘事的厭倦，使許多作者的個體情感和經驗不自覺地膨脹，充斥報刊的到處是“自我”色彩濃郁的抒情與敘事，而且多停浮於游山觀水、吟風弄月、傷情懷舊的把玩，輕鬆自娛、思想貧血現象頻繁發生。

　　如那些矚目於婚戀之類的消閑題材、自得其樂的小女子散文與小男人散文和那些講究客觀真實、質感復現的在場主義、原生態散文等，就大都平面世俗，輕軟瑣屑，雞零狗碎，仿若生活的流水賬，內質孱弱。

　　像發表於《散文百家》的《狗肉蘸鹽花下酒》，十足的細膩、朴實、原生態，先寫屋裡幾個人在用狗肉蘸鹽花下酒，然后猜測狗的來路、何時吃狗肉最佳，再說鄉下殺狗、燉狗的種種細節，中間夾雜兩個狗的忠誠故事，最后寫到冬天裡大家圍坐桌旁吃狗肉，因狗肉的緣故而異常溫暖。作者把生活中的事象移植到作品裡，像是展現北方習俗、“狗性”可靠，又像是什麼都不表現，只是吃狗肉事件過程和細節的本真敞開，拉雜啰嗦，談不上什麼深邃的內涵，也少將生活轉換為藝術的審美因子。

　　這兩種偏於抒情與記事的路線，都在無形中助長了散文的淺薄平庸，減弱了散文的骨力和鈣質。其實，上乘的散文應像史鐵生揭示人生困境的《我與地壇》、張承志張揚崇高境界的《清潔的精神》那樣，達成情、意、知的三位一體，在介入現實、傳達真情實感的同時，自然地凸顯出深刻體驗和思想的筋骨，給人展開一片智慧的家園，情理渾然。

　　貪“大”文化情結日益膨脹

　　周濤、李輝、韋君宜等文化散文的成功和賈平凹借助《美文》對“大散文”的倡導，雙向激發了作者們心中潛存的宏大意識與情結，一時間求思想、境界、氣魄、容量之大成為一種風尚，長篇散文、系列散文在文壇此起彼伏，其熱度至今不減。

　　這種追求縱橫捭闔，文思闊達，濃化了散文的文化氛圍，利於表現民族精神與東方智慧，也是對自戀症的一種積極扼制，像閻連科的《我與父輩》、王充閭的《張學良：人格圖譜》、梁鴻的《中國在梁庄》就或以辛酸鄉土經驗的質朴回眸，或以愛國功臣張學良心靈的散點透視，或以底層人生和吁求的深切觸摸，產生了撼人魂魄的力量。

　　但是大量作品向“后”看，在逝去的歷史甚至遠古洪荒中馳騁想象，一些作者對觀照對象既沒有深入的情感體驗，又沒有充分的理性認識，所以隻能浮面地羅列地名景觀、風俗事件、傳統思想等知識元素。由於缺少當代意識的燭照，過分依賴於文化意識，他們建構的文化空間常常人氣稀薄，異常空泛，是生態的而非心態的，是文化的而非文學的，疏離了具體現實和當下心靈，結果是留下了不少文化贗品。

　　特別是有些作者借長篇、系列之名，不在深度、高度上做文章，倒把體積搞得“大”有趕超短篇、中篇小說之勢，拼命比長度比篇幅，而實質上卻散漫隨意，冗贅不堪，水分飽滿，“瘦身”是大勢所趨。

　　我想最好的散文是能夠切近讀者的心靈與日常現實，充滿人間煙火之氣，王兆勝的《母親的光輝》、《三哥的鉛色人生》、《與姐姐永別》等親情散文之所以催人淚下，就在於其感情發自肺腑，誠摯真切，有“心”的重量﹔好的散文更該慮及當下讀者生活的快節奏，盡量簡捷，同煉情煉意煉味一起煉言。

　　“散文”的腔調過盛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很多人都覺得散文即“美文”，其結構必巧，語言必美，這種近於迷信的觀念使“文勝於質”的傳統散文弊端至今仍時時存在，很多作者努力把散文寫得更像“散文”。隨便翻開一篇文章，就是這種文採飛揚的詩化狀態。

　　有篇《散文是棵樹》寫道：“百鳥的鳴唱，常常在樹上囀出華麗的辭章。散文這棵黃果樹，它既有清一色墨綠的朴實與安詳，也有花團錦簇的繁華與喧囂。不同的輕風吹來，吹出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姿態。要麼鵝黃，要麼深綠，要麼卷曲，要麼舒展。”其擬人象征的手段、托物言情的構思、精致婉約的風格及華麗講究的辭藻，不能說不美，但總讓人感到它太美太玄，太端庄高雅，太注重技術經營，和普通的讀者生命之間隔著一層，有些不夠自然的矯情和牽強。

　　而像阿健巧妙揭示成功的門往往虛掩著、需要人們走出思維定勢將它輕啟道理的《虛掩著的門》，則走了一條簡雋朴素的路子，不做作，不賣弄，無艷詞麗句，少高難技巧，平平淡淡的語匯，娓娓道來的調子，卻清新自然，把道理傳達得澄澈清晰，有一種洗盡鉛華、直指人心的魅力。

　　好的散文就如散步，它應言之有物，准確生動，輕鬆隨意，遠離外觀的圓熟華美，而求內容、文字的透徹、本色和深入淺出，以“平淡”為最高境界，自然卻少矯飾，流暢又不雕琢，徹底從“像散文”的思維怪圈中走出。

　　文風不是小事，它往往是世道人心、時代風氣的外化。優秀的散文作家應該對易學難工的文體散文懷著一顆敬畏之心，重真誠，戒浮躁，揚自然，去粉飾，既豐富情感血肉，又鍛造思想筋骨，讓散文具有感染性與震撼力，更收放有度，平易可親。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