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著自己獨具特色的文明發展觀，這種文明觀可用《周易大傳》中的“文明以止”一語來概括，即認為“文明”不是無限度地開發、利用和對外擴張，而是要有所節制，“止”其所當止，內修文德以化成天下。這種文明觀在面臨著許多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難題的當今世界，顯得尤其富有價值，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眾所周知，許多全球性難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與不恰當的文明發展理念聯系在一起的，比如懷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心態，對自然資源進行無限制的開發、利用、征服和掠奪，從而造成了種種嚴重的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或者由於不同文明價值觀之間的差異，一些人大搞文明擴張和霸權主義，從而引發了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之間的對抗、沖突和戰爭。這些都是威脅全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嚴峻的世界性問題。我們認為，為了回應當今世界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充分彰顯中華文化“文明以止”的理念，不僅有助於深刻認識自己的文化特性，提高本民族的文化自覺，而且對於人類文明未來的健康發展亦能作出積極而獨特的重要貢獻。

　　誠如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所言，中國和西方雖然在傳統上有些許相似之處，都有一脈相承的優越感，但二者在本質上卻是迥異的。那麼，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在本質上的差異到底是什麼？這是一個耐人尋味、值得深思的問題。

　　“文化中國”的信念內含一種以華夏民族的禮義文明引領、融合與統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風俗習性之多樣性差異的文化理想，而在追求實現這一文化理想的過程中，無論是“用夏變夷”還是內部整合，其理想方式都不是通過粗暴干涉和軍事征服來達到文化擴張的目的，而是通過文化示范和道德感化的方式來實現中華禮義文明的和平傳播與自願接受。這與中華民族的人文化成觀和“文明以止”的理念是分不開的。

　　《周易·賁卦·彖辭》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天文”是指陰陽迭運、剛柔交錯的自然變化過程及其法則，而“人文”則是指人類制作的禮樂典章制度及其對人的行為的規范教化作用。由“人文”與“天文”並舉對稱可知，“人文”與“天文”並非相隔相離、互相對立，而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對於天下之治理化成而言，治國平天下者既要“觀乎天文，以察時序之變化”，又要“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兩者相資為用，不可偏廢。中華民族雖然重視和強調以“人文”化成天下，但其“人文”意識並不是以支配自然或逆天而行為前提，相反，“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則乃是人類應當取象效法的對象，而取象效法“天文”又須以人文化成為目的。因此，在中華民族的“人文化成”觀念中，特別強調人之德行應效法天地、順應時變而普施博化，或者是“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或者是雖“蒙大難”，卻能“內文明而外柔順”，或者是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故能“文明以說，大亨以正”。“文明”一詞在《周易大傳》中凡六見，其一見於《乾文言》，其余皆見於《彖傳》。《彖傳》的作者揭示和闡發了一種極富中國特色的“文明”觀念，而其中“文明以止”的說法尤其值得重視，用這一說法來概括中華文化的精神特性和文明意識的本質特征是再恰當不過了。

　　所謂“文明以止”，其本意是說如果一個人（特別是統治者）的德行能夠像天地日月一樣正大而光明，並用禮樂來教化世人，那麼，天下的民眾就會被他的光明之德所感召和指引而遵從禮義，以至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因此，在中華民族的這一“人文”觀念和“文明”意識中，重要的不是通過霸道強權的治理方式來追求實現國家富強的目標，而是通過充分發揮禮樂對人的文明教化作用來引導民眾過一種道德化的倫理文明生活，從而實現社會治理的目標﹔不是通過武力擴張或威服的方式來脅迫異族認同和接受自己的文化，而是通過中國式文明典范的內在吸引力和“修文德以來遠人”的方式引導對方實現文化上的自我轉化和提升，從而達到“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的目標﹔不是通過征服自然或無止境地掠取、消耗自然資源的方式來滿足自己不斷膨脹的欲望和需求，而是通過節制自身欲望、協調天人的方式來實現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荀子·禮論》），從而達到人與自然萬物可持續地和諧共生的目標。

　　由此可見，霸道的強權、武力的濫用、自然的征服和文明的擴張皆不為中華民族所稱道，反之，中華民族所心儀向往的是敬德保民的治道理念、“以德行仁”的王道理想、天人合一的生命學問、人文化成的道德化境。相對於霸道強權的文明擴張理念，中華民族“文明以止”的文化性格和人文意識具有一種“止其身有所不為”的道德主義、和平主義的性質，所謂“化成天下”之所以為“化”者即在於此。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