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北京大學決定成立實體教學研究機構西方古典學中心，這也許會成為西方古典學這一學科在中國正式建立的標志。乃是因為，建立中心的目的即在推動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並永久性地建立這一學科。古典學是以研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為基礎、對希臘羅馬文明進行多學科全方位綜合研究的一門學問，在西方教育、文化和學術傳統中具有崇高地位。直至20世紀早期，古典學一直是西方最主要的人文學科，時至今日仍然是西方人文學科的基石。英文“古典學”（Classics）一詞來源於拉丁文“高級的”、“權威的”一詞（classicus，原意為“屬於公民最高等級”），取其權威和經典之意。在歐洲大陸和美國，傳統上亦用philology一詞表示古典學﹔在牛津大學，古典學則稱為“高級人文學科”（Literae Humaniores）。在中文語境中，“古典學”通常具有更寬泛的用法，不僅包括西方古典學，還可用於表示東方的古典學。因此，我們把專門研究希臘羅馬文明、西方學界所說的“古典學”專稱為“西方古典學”。

　　古典學起源於希臘化時代

　　在西方世界，古典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問，其源頭可追溯至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裡亞學派的學者們對古代希臘文獻的校勘和整理。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手下的大將、托勒密王朝的建立者托勒密一世在亞歷山大裡亞設立繆斯殿堂（Mousaion，通常謬譯為“博物館”），旁設圖書館，邀請當時希臘世界一些最有名的學者在此從事研究，成為古代世界的高等研究院（可以說是法蘭西學院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員等類似機構的前身）。圖書館的館員均由一流學者擔任，實是研究者加圖書管理者的雙重身份。第一任館員是第一位荷馬史詩的校訂者、以弗所的澤諾多托斯亞（Zenodotus），可能是他第一個將荷馬史詩劃分成24卷﹔第二任館員是史詩詩人羅得斯島的阿波羅紐斯（Apollonius Rhodius），他以其長篇英雄史詩《阿耳戈英雄航行記》（Argonautica）著稱﹔第三任是大學者埃拉托斯剃尼（Eratosthenes），他是數學家、詩人、地理學家、天文學家、年代學家兼運動員。他第一個使用“地理學”一詞，創立了地理學這門學科。他還第一個証明地球是圓的，並測量了地球周長。他發明了經緯線體系，繪制了世界地圖，編訂了歷史事件和文獻的年代。因其博學多藝，時人送予“卑塔”（Beta，希臘字母表中的第二個字母）的外號，意指他在所涉獵的諸多領域都達到了第二（但卻非第一）的水平。埃拉托斯剃尼的繼任者是古典希臘文獻和荷馬史詩研究專家拜佔庭的阿裡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他發明了標注古典希臘文發音的音標體系。第五任圖書館員則是荷馬史詩研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學者，他校訂的荷馬史詩成為所有現代版本的藍本。另一個希臘化時代最著名的詩人之一卡利馬科斯（Callimachus）則編訂了圖書館的藏書目錄（Pinakes），因此而成為圖書館學家。這些文人學者業已相信，古典希臘文獻承載了高級的知識、智慧和思想。埃拉托斯剃尼驕傲地稱自己為“愛言者”（philologos），取熱愛語言及其所傳承的全部知識和思想之意。公元前1世紀后期到公元1世紀早期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在描寫到研究院時也把其中的學者稱為“愛言者”：“繆斯聖殿也是王宮的一部分，它有一個敞開的走廊用於散步和交談，一個半圓型凹室（其半圓形長凳適宜於討論）和一所大房子，其間有‘愛言者們’（philologoi）即聖殿成員共用的長桌。”正是這些學者開創了古典希臘文獻研究的傳統，希臘化時代也因此成為古典學奠基的時期。

　　古典學貫穿西方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們熱衷於研習和傳播古典文化。彼得拉克遍尋古典文獻抄本，還模仿西塞羅的書信集匯編了自己的書信，其中一些書信是寫給西塞羅、維吉爾、李維等古羅馬文人的。薄伽丘撰寫了塔西佗《歷史》的摘要。洛倫佐·瓦拉不僅証明了所謂《君士坦丁的贈禮》實為偽作，還修訂了李維《自建城以來的羅馬史》抄本，此前該抄本是彼得拉克搜集並親自修訂過的。一系列的古希臘文獻被翻譯成拉丁文。1462年托勒密的《地理學》拉丁文版出版，人們才了解了世界是圓的說法，這才有了熱那亞人哥倫布航行美洲之舉。列奧那多·布魯尼翻譯了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和《倫理學》。瓦拉翻譯了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些不懂古希臘文的學者諸如馬基雅維裡正是通過這些譯本而進入了希臘人的思想世界。文藝復興時期最大的學者鹿特丹的埃拉斯謨修訂了希臘文的《新約》，還校勘了亞裡士多德、西塞羅、聖奧古斯丁、聖安布羅斯、聖巴西爾等人的著作。1540年英王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分別設立五個王室欽定講座教授席位，欽定古希臘語言文學講座教授便是其中之一（牛津的另四個欽定講座教授席位分別是希伯來語、民法學、神學、醫學﹔劍橋則是希伯來語、民法學、神學、物理學）。

　　時至18世紀，當現代古典學在德國興起的時候，正是沿用了“愛言”這個古希臘文的詞語。1777年，一位名叫弗雷德裡希·奧古斯特·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的學生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據說他要求注冊攻讀古典學專業（studiosus philologiae），但當時尚不存在這一專業，學校乃為此專門設置了這個新的古典學專業。沃爾夫后來成為現代古典學學科的創始人，他研究的問題正是希臘化時代學者們特別關注的荷馬史詩，其著作《荷馬導論》（Prolegomena ad Homerum）也成為現代古典學的開山之作。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古典學興起之時，正是德國知識界掀起學習古典希臘熱潮的時候。這股希臘熱的始作俑者是藝術史學科的創始人溫克爾曼，他以“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這句名言定格了希臘藝術至高無上的審美地位。德國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歌德一生追尋理想的希臘，“用心靈尋找希臘人的土地”，被稱為“北方的希臘人”。萊辛和赫爾德也都是在研究古代希臘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學說。另一個古典文化的推崇者、語言學家兼教育家威廉·馮·洪堡於1809年被任命為普魯士教育部長，即著手改革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建立了以古典文化學習為核心的課程體系，他創辦的柏林大學成為現代大學的藍本，也是19世紀古典學研究的翹楚。

　　從19世紀一直到20世紀前期，古典學都是西歐乃至北美中高等教育的基礎，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是中學必修課程，掌握這兩門語言也是進入高等學府的必要條件。19世紀的西方學者和思想家多具有深厚的古典學素養。卡爾·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以《論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自然哲學之差異》為題，尼採中學時進入著名的普弗塔文科中學，畢業后像許多優秀學子一樣進入大學學習古典學，在年僅24歲尚未取得博士學位和教師資格之時，即受邀擔任巴塞爾大學古典學教授。在學校教育之外，先是英國、后來擴大到西歐和北美，中上層階級子弟的教育還包括一個稱作“大游歷”（GrandTour）的文化之旅，用幾個月乃至一兩年時間游歷和考察古典世界的遺跡和歐洲的文化名城，至此才算完成“紳士”的教育。

　　《洛伊布古典文叢》出版百年與古典學的普及

　　通過這些零星的事例，也不難看出，古典文化滲透了西方現代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進入20世紀，隨著高等教育中新興學科的不斷涌現，古典學的主導地位有所下降，但古典知識業已成為基本素養的一部分。為了進一步推廣古典文化和普及古代經典的閱讀，整整一個世紀前，猶太裔的銀行家詹姆士·洛伊布捐資出版《洛伊布古典文叢》，開始系統翻譯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經典文獻，以原文和英文對照方式出版，並特意設計成小開本的“口袋書”形式，以便讀者放入衣服口袋，隨時閱讀。這套叢書甫一出版，就受到讀者歡迎。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1917年寫道：“《洛伊布古典文叢》一面是希臘文或拉丁文，另一面是英文，帶給我們自由之禮物。”時至今日，這套文叢不僅成為普通讀者進入古典思想和文化世界的最便捷通道，而且成為全世界大學古典學專業學生乃至專業研究者必不可少的資料文獻用書。

　　在《洛伊布古典文叢》開始出版一百年之后，我國的學術和社會發展都到了需要我們重新審視西方古典傳統，從根源上、“從基因上了解西方”（劉家和先生語）的時候，西方古典傳統日益受到國內學界重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建立西方古典學學科，將是我們更為深入、更為系統地挖掘西方古典文明，了解其精髓、汲取其精華的必由之路。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