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阿Q正傳》中，魯迅曾用專章討論阿Q的“生計問題”﹔近年來，魯迅本人的“生計問題”亦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經濟視角下的悖論

　　近年來，《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魯迅時代何以為生》等論著從經濟視角考察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境況，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尤其是對“年可坐得版稅萬金”的魯迅的經濟狀況與生存狀態的披露頗具“顛覆力”：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孝敬老母，資助親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時就雇用女工和車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更雇有兩個女佣﹔晚年全家經常乘出租車看電影、兜風、赴宴席……如此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如此闊綽休閑的日常生活，與很多讀者心目中那個“荷戟獨彷徨”、“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形象大相徑庭。

　　讀者對魯迅“生計問題”的傳統認知與想象，很大一部分來自其文學敘事所傳達的生存境況。無論是《藥》中對表征華老栓一家生活拮據的“滿幅補丁的夾被”不經意的呈示，還是《孔乙己》中對“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孔乙己窮酸潦倒人生的集中展現，以及《傷逝》中對在社會經濟壓力下失去附麗的愛情悲劇的渲染……魯迅的小說世界充滿“哀民生之多艱”的“長太息”。不僅如此，魯迅還通過序跋、回憶散文、散文詩等具有鮮明紀實色彩的作品，描述了現代知識分子困厄傾頹的生存境況。如《吶喊》自序對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的描述，《朝花夕拾》中對慘痛童年記憶的舊事重提，以及《野草》中對苦悶人生、灰暗命運的冷峻呈現等，魯迅對人生苦難精神底色的詮釋可以說是貫穿始終的。

　　由此，作家的自我詮釋與經濟視角下的他者審視之間構成饒有意味的悖論。那麼，為什麼會形成上述悖論？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知識分子的“生計問題”？

　　避免片面化理解

　　長期以來，現實主義被視為五四新文學的重要創作方法，讀者往往習慣於認為文學作品是“作家的自敘傳”和“社會生活的反映”，並以此角度來解讀作家作品。但其實，魯迅對生存困境的書寫、對人生苦難的透視，常常充滿著對家國民族的多重想象與建構。所以，讀者如果將魯迅作品中所傳達的貧苦困頓的生存境況視為魯迅日常生活的“真相”，所得出的結論自然與史實相去甚遠。

　　悖論形成的另一原因，還源自於主觀意圖在創作或研究中的過度彰顯。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在啟蒙主義文學觀念的宏大建構下，對“生之艱”的摹寫成為魯迅等五四作家的自我體認與主動選擇，在個人敘事中“痛說革命家史”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同樣的道理，研究者從經濟角度對魯迅生存境況的探究，其潛在的寫作意圖中無疑既包含著對之前文學敘事中所詮釋的困厄傾頹的生存境況的有意反撥，又寄托著對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生存境況的密切關注與潛在對比。在這樣的主觀意圖之下，對魯迅所謂優越生活條件的“張揚”就可想而知了。這種“張揚”在大眾媒介傳播過程中更為彰顯，不少轉載、評論都突出了這樣的關鍵語句：“魯迅一生總收入竟達408萬”，“魯迅30歲時年薪約為09年34萬”……且不論這樣的計算、折算是否科學，對數字細節的過分強調無疑將導致對魯迅以至五四整體知識分子生存境況的片面化理解。

　　對作家“生計問題”的考察，實際上關涉到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需要綜合全面地辨析。正如傳統研究“諱言錢”導致對作家“生計問題”的忽略，對經濟問題的過分強調同樣會帶來解讀上的偏至。如在《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中，作者將《新青年》同人不要稿酬的原因歸結為“成員都有相當穩定的中等階層收入”，所以“方能做到不以盈利為目的”。事實上，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自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所有編輯、排版、校核、分發、郵寄等均親自動手。“三餐食粥，臭虫滿被”，亦不以為苦，所秉持的正是“讓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的理想與信念。不管是陳獨秀視為“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還是魯迅提出的“真的知識階級”應該“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蓄積其中的精神內涵都不是以簡單的經濟視角所能揭示的。可以說，離開了經濟的魯迅，不是完整的、真正的魯迅﹔反過來，過分強調經濟，無視精神維度的考量，同樣是對魯迅的“誤讀”。

　　從經濟視角重新考量現代文學，尤其需要注意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豐富的精神世界與價值取向，正是在此意義上，研究者責無旁貸地要更為深入、理性地解讀魯迅的“生計問題”。

　　（作者單位：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