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了“文化軟實力”的概念，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進一步強調要“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貫徹六中全會精神，需要對“文化軟實力”開展多視角的研究。筆者認為，“文化軟實力”是一定的向與量的統一體。本文對這一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作為軟實力的文化是一定的向與量的統一體 

　　文化軟實力中的“力”，是一個從力學中借用的概念。力學中的“力”，是一種有大小也有方向的量，即向量（或矢量）。文化軟實力也是如此。現實存在的各種文化，都是一定的方向與大小的統一體，忽視其量的大小或忽視其方向性，都不能准確地認識和把握它。

　　確認文化具有方向性是馬克思主義一貫的觀點。恩格斯在闡述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性時，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論”。他說，由特殊生活條件構成的許多單個意志使社會運動中“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2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這裡他直接借用了力學中向量合成的理論，把社會運動中的意志當作向量來闡述。各種文化也是作為這樣的向量在社會歷史發展中起作用的。恩格斯還論述了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因其方向不同而區別為三種情形。一是“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即同向促進作用﹔二是“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即反向阻礙作用﹔三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同上，第597頁）這裡，他是把國家的力量當作一種向量來分析其對經濟的作用的。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對經濟的作用同樣是如此。《決定》對文化的闡述，通篇包含著文化具有方向性的精神。《決定》指出：“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反復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

　　文化軟實力之所以具有方向性，是由文化與經濟、政治的關系決定的。毛澤東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66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一經典論斷是我們認識文化與經濟、政治的關系及其性質、作用的指南。雖然構成文化的諸多要素並非都屬於意識形態范疇，但一定的文化就其總體而言屬於社會意識形態。雖然影響文化的性質及其作用的因素非常復雜，包含各種歷史的和現實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民族的和地域的要素，但總體上看，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都是反映一定的經濟和政治並為它們服務的。文化的性質，歸根到底取決於其經濟基礎的性質，同時受到政治的強烈影響。文化的作用，終究取決於它同一定的經濟、政治之間的關系。以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和一定階段上的歷史總趨勢為尺度來衡量，各種文化軟實力既有大與小、強與弱之分，也有先進與落后、積極與消極之別，對社會發展分別起著促其前進或拉其倒退的不同作用，從而表現出不同的方向性。

　　《決定》指出：“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文化之所以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之所以成為艱巨的任務，正因為不同國家的文化既有大小、強弱的差異，又有性質、方向的不同。如果各國文化都是向著同一方向起作用的同質的量，那就難以構成競爭，更不會形成交鋒之勢，也不會發生文化安全問題。

　　各種文化並非是同質同向的，但並不意味著其性質方向都是根本對立或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由經濟、政治所決定，會出現基本性質、方向相對立的文化，但現實存在的文化是多種多樣的，不只是非此即彼的兩極﹔其間的關系也是錯綜復雜的，有各種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相互反對或相互合作，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關系。各種文化之間的差別和對立也不是僵硬的、固定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正因為如此，它們才表現為“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構成“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各種文化之間的關系，才是在“交流”中既有“交融”，又有“交鋒”。我們必須看到各種文化在性質、方向上的區別，但不能用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對其作簡單化的劃分和處理。

　　二、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決定》提出要 “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即文化的自我意識、自我認識、自我覺醒。“自覺”的主體，是作為一定文化之主體的民族、國家、階級、政黨﹔“自覺”的對象，是這一定主體的文化。文化同一切事物一樣，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因此，在最一般的意義上，文化自覺，就是自覺認識文化同經濟、政治的聯系和區別，認清文化的地位、作用和發展的一般規律。文化自覺，更重要的是認識一定文化的特殊性，即它相對於其他文化的特殊性質和作用，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發展。隻有在同其他文化的比較中，才能真正達到對特定文化的自覺認識。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比較中認識自身，實現文化自覺，既要分析其“量”的方面，更要認識其“向”的方面，並將二者統一起來。

　　文化具有多樣性。世界上的文化多種多樣、豐富多彩，人們可以從各種不同角度對文化進行劃分。使不同文化區分開來的多種屬性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民族性和社會制度屬性。文化自覺，最根本的是要認識自身的民族特性和社會制度屬性。《決定》的主題，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我們培養文化自覺，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自覺認識我們的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它是中國的，又是社會主義的。這兩方面有機統一的認識，才是我們所要的“文化自覺”。

　　各種文化都是在一定的民族中，由處於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心理的群體創造的。因此，民族性是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一個民族的文化，凝聚著這個民族對歷史的認識和對現實的感受，積澱著這個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為准則。《決定》中說，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中華各族人民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創造的燦爛文化，是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強大精神力量。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任務。《決定》要求在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中堅持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並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忘記了“中國特色”或“中華文化”這一基本屬性，就談不上文化自覺。

　　文化既然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與政治緊密關聯而又歷史地發展著的，它就不能不具有社會制度屬性。不同的社會制度會孕育和滋養不同的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它們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有舊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文化，它在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思想同盟的進攻下偃旗息鼓，宣告退卻﹔而我們黨所主張的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黨的十五大制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規定我們今天所要建設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決定》重申了這一觀點。這就在堅持文化民族特性的同時，強調了我們的文化是不同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文化，具有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社會主義性質。

　　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化自覺，是文化的中華民族自覺和社會主義自覺的統一。我們決不能離開文化的中華民族特性和社會主義性質，把文化自覺抽象地說成是對人類共同文化現象和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的認同。從方法論的意義上說，一般隻能在個別中存在，隻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文化的共性、普遍性，但現實中並沒有離開具體社會形態而獨立自存的“一般社會”，也沒有離開具體社會形態和民族國家而獨立自存的“一般文化”。離開民族特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屬性去談論文化和文化自覺問題，是一種非科學的抽象，偏離了我們培養文化自覺的本來意義和精神實質。

　　文化自覺是文化自信的基礎。我們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科學認識基礎之上的，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這種自信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的統一。

　　第一，我們的自信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基於科學認識的民族文化自信，並不是否認本民族文化中有先進與落后、精華與糟粕之分，也不是文化上的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我們說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這種自信是一種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認識。我們自信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因為自覺認識到中華文化中貫穿著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這已經在長期歷史實踐特別是近代以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偉大實踐中得到了充分証明。文化自信意味著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與此同時，我們又以積極態度對待國外文化，博採各種文明之長為我所用。

　　第二，我們的自信更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我們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淵源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又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因而既有深厚底蘊，又富於青春活力。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道路。我們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實際和文化發展規律、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自信堅持這條道路一定能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

　　如果離開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不去分析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和社會制度屬性，僅僅從量的方面去認識、比較文化的大小、強弱，就難以真正建立起以科學認識為基礎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

　　三、文化的改革與發展必須同時關注其大小、強弱和性質、方向

　　文化軟實力的大小、強弱與性質、方向既有本質關聯，又有明顯區別，其間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文化的改革和發展必須同時關注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大小、強弱和性質、方向，堅持二者的統一。

　　從歷史發展趨勢看，先進文化必然走向強大，但在現實中未必已經強大，很可能還處於弱勢地位﹔落后文化勢必走向衰弱，但在現實中未必已經衰弱，很可能還處於強勢地位。這種情況的發生，除了體現著新生事物成長壯大的一般規律外，還同文化及文化產品的特殊性密切相關。

　　區別於經濟、政治的文化，本質上屬於社會的精神生活、精神產品，但思想文化和精神產品不能離開一定的物質載體而獨立存在。因此，文化力量的大小、強弱，首先取決於其思想內容特別是其中的核心價值體系，同時與物質技術基礎、經濟實力、傳播手段緊密關聯。文化的本質在於其內在精神，這是文化之魂，但先進的文化之魂需要強健的物質身軀，這是文化之體。文化軟實力的增強，有賴於魂與體的統一。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包括國土資源、經濟、軍事等因素構成的硬實力和政治、文化等因素構成的軟實力。軟實力和硬實力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要形成強大的軟實力，離不開硬實力的支撐。魂與體、軟實力與硬實力之間的關聯，使文化的性質、方向同其大小、強弱之間呈現出復雜的情形。因此，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建設不能不全面地認識和把握文化軟實力的“向”與“量”兩個方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先進文化，但中國還不是文化強國。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表明它的文化並不先進，但美國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和軍事強國也佔有世界頭號文化強國的地位，這是全世界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全世界56%的廣播和有線電視收入、85%的收費電視收入、55%的電影票房收入來自美國。在全世界放映的影片中，好萊塢的電影佔85%，即使在歐盟，好萊塢的大片也佔高達80%以上的市場份額。（《從數字看美國文化產業》，《光明日報》2011年11月16日，第8版）可見，力量的大小、強弱是文化軟實力建設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為了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我們必須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必須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現代傳播體系﹔必須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推進文化科技創新，擴大文化消費，推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一種文化力量的增大、增強並不能自動保証它性質上的先進性，落后文化力量的增強反倒會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因此，我們在文化體制改革和發展中必須自覺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決定》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隻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才能堅持文化發展和文化軟實力提升的正確方向，發揮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積極作用。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不同性質的思想文化，社會思想意識日趨多樣多元多變。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不能不科學分析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辨析不同性質、不同指向的文化，區別對待、大力發展先進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自覺劃清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這對於在提升文化軟實力中保持正確方向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建設與批判、立與破的統一，是文化發展的規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必須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同時，堅決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批判和反對新自由主義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救中國”的思潮、“儒化中國”的思潮、“普世價值”論思潮和各種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思潮，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題中應有之義。劃清界限，抵制錯誤和腐朽思想不是簡單地否定、排斥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在統一中把握對立，才是唯物辯証法的科學態度。資本主義思想文化中的一切有益經驗和積極成果都應該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發展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經營管理理念、機制和技術手段都應該努力吸收。

　　文化軟實力的“向”與“量”兩個方面雖然相互區別，卻又是相互結合、融為一體的。必須把它們統一在一個整體中，不能顧此失彼。《決定》闡明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五條重要方針：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人為本，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堅持改革開放。這“五個堅持”確立了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根本性質、根本目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動力，體現了堅持文化發展的性質、方向和努力增大、增強文化力量的統一。遵循“五個堅持”的方針，就一定能把文化發展的“向”與“量”統一起來，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作者：教育部社科中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