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發展正在迎來一個新起點，這個新起點的特征就是文化發展已成為影響中國發展最主要矛盾的交匯點之一。換句話說，文化發展已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決定性因素。

　　文化發展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發展的增強性作用，是中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必由之路。以人為本、綠色發展、創意設計等人文因素的導入，將極大提升中國經濟運行的質量，促進中國工業體系、服務體系、農業體系向中國創意、中國創造、中國設計的轉型﹔文化對經濟體系的貢獻將與科技進步、金融催化、制度創新具有等量齊觀的功效。二是文化的發展將解放長期受困於體制束縛的文化生產力，使文化產業成為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新一輪繁榮的戰略性產業板塊，在國家調結構、穩增長、保民生的轉型期，承擔起中長期國家新增經濟總量的主要責任。總的來說，文化發展已成為了新時期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改革開放大業的新篇章、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板塊。而全球化條件下的國家文化參與，構成了今后一個時期文化發展的新起點。因此，從策略層面，我們還面臨一些重要的問題需要厘清，需要進行新的思考。

　　文化發展應建立試錯機制

　　從歷史過程看，全球的文化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城邦模式、帝國模式、近代民族國家模式3個階段，這三種模式也可歸納為國家主導模式。隨著科技與社會的發展進步，一些國家進入了現代商業資本模式，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美國。美國文化發展呈現工業化和商業化的特征，經典案例是奧運會的商業化——資本的力量擊碎了夢幻五環。這種模式可稱為國家引導的多元主體模式。

　　對於未來，有學者提出了沉浸文化模式，指出當下及未來一個時期文化發展的新趨勢是基於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信息傳播技術、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內容生產及體驗方式變革而產生的泛文化形態。文化將無孔不入，無處不在，形成多元主體參與模式，跨國公司、信息利益集團獨步江湖，其代表有蘋果、谷歌、大型社交網站以及維基解密網站等——人們已很難分得清，究竟蘋果這樣的公司是文化娛樂企業還是工業企業。

　　考慮到文化發展已納入國家戰略層面，因此多國主張實行國家主導、多元參與的模式，其特征是控制性、引導性與創造性、包容性的協同。這方面可借鑒的有德國模式和韓國模式。德國的特點是國家意圖和文化機構的協同十分緊密，著名的機構有洪堡基金會、歌德學院、世界藝術宮等﹔韓國的特點是國家力量直接注入文化產業體系。

　　現階段，中國的文化發展既要解決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這是公民的文化權利﹔又要解決文化的發展方向，這是國家的文化權利。文化發展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不對稱、非均衡，導致了文化產業在面對經濟領域至今還難以處理的公平與效率命題時顯得更加糾結。解開這個扣的唯一途徑是實踐，因此，應當納入試錯機制。這方面可借鑒經濟領域改革的許多成功經驗，如改革試點、特區、保稅區、高新科技園區、中外合資、市場開放、財政轉移支付等諸多領域的改革實踐。在國家主導下形成文化發展的政策法律環境體系和企事業協同發展格局。有探索就有成敗，國家應拿出足夠的投入來撬動這個領域的發展。在國家主導下，投入巨額資金進行基礎性的文化建設（渠道與內容並重）、擴大文化消費能力（發放國民文化消費券等）、增強文化產業的實力。需要說明的是，對文化的投入不會付出這麼高昂的學費，原因是我們已有了這麼多年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二是對文化的投資在很多情況下會形成永不損耗的精神產品，或轉化為其他形式的社會價值。

　　關於文化“走出去”的路徑

　　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需要進行戰略性、整體性整合，形成國家層面的規劃。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這裡隻作局部的討論。

　　首先，應該選擇什麼樣的文化內容“走出去”？從邏輯關系看，首先應當回答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這就需要中國的文化工作者，包括哲學社會科學界，要提煉出代表中國主流文化價值的基本范疇、概念和主張。文化的精彩在於它的多樣性，民族特色是構成多樣性的基礎﹔文化的魅力又在於它的普世性，優秀的、能產生情感共鳴的文化藝術具有更廣闊的傳播時空。同時，我們也需要梳理出能代表中國主流文化形態的內容。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

　　其次，中國文化該以什麼方式“走出去”？目前的方式大致有兩種，一是對外文化交流，二是對外文化貿易。前者是政府操作模式，后者是企業操作模式。兩種模式發揮的功效不盡相同，具有互補性，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質量、層次、效益、傳播力和影響力問題。

　　從文化藝術形式看，應有一個優先秩序和重點的統籌安排。按效益最大化原則分析，應優先加強電影、演藝、動漫、出版、會展等行業的“走出去”。同時要加強營銷渠道和新媒體渠道的建設。應發揮好孔子學院、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作用。

　　此外，當前文化“走出去”亟待解決能力建設問題，中國文化產業的內容體系是有潛力的，但競爭力不強，主要原因是在創意、設計、制作和營銷等環節上較為落后，缺乏系統的提升。不妨借鑒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建立出口加工區、引進生產流水線、組建合資企業的經驗。進一步開放文化市場，讓渡利益空間，通過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學習、吸收各國先進的文化產業經驗，提升文化“走出去”的能力。需要強調的是，在做這種選擇時，我們應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不必過度地擔心本土文化的危機問題。中國文化具有無可比擬的同化能力、融合能力。因此，需要意識到的是，文化自信是我們處理國際文化交往，特別是“請進來”時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

　　實際上，中國文化“走出去”也不可能是單方面的，僅就商業化、市場化操作層面，應納入國際經貿體系，作為常態貿易來對待，即有進有出。

　　國際話語平台的建設

　　中國經濟是全球化進程的受益者和積極參與者，已被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難以做到韜光養晦，更做不到光榮孤立。我們必須向世界說明中國發展的意圖，消除各國的猜疑、誤讀﹔換言之，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取決於中國文化體系所發揮的宏觀層面的作用﹔這將是一項長期的、系統的、全方位的中國文化形象重塑工程。中國文化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不僅能在戰術層面起到平衡貿易結構的作用，更能在戰略層面發揮中國文化對建立新國際秩序的特殊作用。當前國際上金融危機向經濟危機轉化，其根源在於資本的無約束發展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施行，各種解救方案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其實，應對方法也很簡單，就是要還原到文化和價值觀的層面，要在生活質量的訴求和價值創造之間畫上等號。

　　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積極參與並創建文化的國際話語平台，也是文化“走出去”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們應鼓勵中國的文化機構積極參加國際性的文化組織和高端活動，如歐洲制片人俱樂部、美國電影協會、國際演藝協會、國際戲劇協會、世界設計師聯合會和奧斯卡、格萊美、戛納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歐洲電視音樂大獎、愛丁堡藝術節、薩爾茨堡音樂節、法蘭克福書展、卡塞爾文獻展、威尼斯雙年展、美國動漫節、美國消費電子展、東京電玩展以及四大設計周、四大時裝周等，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借助高端平台進行中國文化的營銷、推廣。

　　同時，我們也應積極創建由中國主導的國際話語平台。比如此前的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就是兩次成功的實踐。而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北京國際音樂節、北京國際電影季、北京國際設計周、北京國際演藝平台等平台的搭建，更是為國內文化企業和文化人打開了一個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窗口與合作平台。

　　（作者系北京歌華文化發展集團總經理，本文系作者在第九屆中國文化產業新年論壇上所做的演講，有刪節，標題系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