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第二屆尼山論壇將於2012年5月21日在孔子誕生地——山東省泗水縣尼山舉行。這一天是“聯合國世界文明對話日”。屆時，數十位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要和學者，將圍繞“和而不同與和諧世界：信仰·道德·尊重·友愛”這一論壇主題展開廣泛的對話。繼首屆尼山論壇成功舉行之后，“對話”一詞將再次成為“關鍵詞”。從本期開始，本刊推出“文明對話史”叢談，把“對話”這種多元文明的交往方式，置入歷史的脈絡之中，敘述世界歷史上幾次重要對話的發生，彰顯人類文明的對話精神，展示多元文明的發展前景。歡迎大家關注。

　　人類文明歷史源遠流長，色彩斑斕。地理環境、語言系統、社會存在、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要求不同文明之間的正常交往必須以對話的方式展開。人類多元文明發展史不斷在提示我們：對話是文明的有機部分。一部人類多元文明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史。

　　此刻，文明史正在向對話史敞開。從對話史的窗口觀望文明，看到的是人類精神的別一樣風情。

　　對話方式是對話史的初始問題。讓我們先來梳理一下世界多元文明的主要對話方式。

　　對話首先是語言的對話。有一種說法：攪亂語言是上帝壓抑人類狂妄，專為人類設置的天然障礙。也許我們不同意這種語言起源的神學觀點，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翻譯是克服這種天然障礙的唯一途徑。由於語言的不同，兩個民族之間的交往必須通過翻譯來進行對話。翻譯不僅是人類文明最初的對話方式，也是最持久的對話方式。要掌握這種方式，必須熟練掌握本民族語言，還要長期認真學習對方的語言。翻譯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主要對話方式，其精髓就是虛心向對方學習，在學習對方語言的過程中學習對方的思想文化。漢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善於學習“外語”的民族。

　　貿易是世界上跨越狹隘的血緣和地緣關系的一種功利性對話。人類社會從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換到現代復雜的商業談判都可視為這種功利性的對話方式。貿易對話的精髓就是互利互惠、討價還價和妥協成交。在人類文明史上貿易行為常常又與政治行為、戰爭行為、文化行為等聯系在一起。比如中國古代的朝貢貿易體系，主要不是為了經濟對話和商業對話，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文化上的對話。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宣揚大明文化的仁德，而不是為了掙錢。資本主義興起后的世界貿易體系，則帶有明顯的資本擴張性質。貿易對話直接導致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開放。中國漢唐時期陸上的絲綢之路和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以及今天的“中國制造”之路，賦予中華文明對外部文明開放的活力。

　　如果說貿易是商業層面的對話，外交就是國家層面的對話。自從國家誕生以后，人類文明社會就進入國與國之間的頻繁交往或對話過程之中。現代外交一般被看做是從文藝復興早期的意大利北部開始的，最早的大使館是在13世紀裡設立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確立了主權國家作為國際關系和國際法主體的地位，也標志著現代世界體系的建立。外交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或者說以對話的方式，行使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利益，加強國與國之間多方面、多層次的交流。外交對話是解決國際爭端以及使國與國之間保持正常關系的重要途徑。外交對話通常需要專門的機構和專業人員來從事，如外交部、大使館、外交官等等。外交對話水平不僅需要修辭學技巧，更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以及國家聲譽。中國外交長期奉行“和平共處”等五項基本原則，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了廣泛的尊重。

　　最深層的對話也許是靈魂的對話。靈魂的對話導致世界多元文明發展史上的第四種對話方式——宗教。一般認為，宗教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文化現象，它實際上是一種靠話語體系建立起來的有組織的信仰活動。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任何一種有影響的宗教文化都有一定的活動范圍，如果某一文明的宗教要超越自己的活動范圍向另一文明的宗教的勢力范圍發展自己的影響力，就必須與另一文明的宗教進行對話。源於印度文明的佛教要向源於中國文明的儒教和道教所影響的地區傳教，擴大自己的影響，就必須與儒教和道教對話。漢魏六朝期間，我們看到佛教在與儒教和道教對話過程甚至論辯過程中逐步在中國生根發芽，直到唐代達到三教融合的狀態。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並不總是和風細雨或溫良恭儉讓的，相反常常是異常激烈，甚至是流血沖突性的，比如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教世界的十字軍東征。宗教對話的復雜性在於它往往與種族、政治等因素糾結在一起，在一些政教合一的國家裡，為了維護本民族宗教的純正性、正統性，不惜以“上帝”的名義或以“聖戰”的方式挑起宗教戰爭。宗教對話的困難性在於有一些宗教排他論者，思想極端，主張眾多宗教中隻有自己信仰的宗教是絕對真實的，其余的都是謬誤或異端，應當予以清除。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卻從來沒有爆發過大規模的宗教戰爭。中國三教合一的歷史事實為世界宗教的和平對話樹立了一個榜樣。

　　“叢林法則”以及不可調和的政治、經濟、文化矛盾，直接導致世界多元文明發展史上的第五種對話方式——戰爭。與上述四種對話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戰爭主要通過武力或暴力來對話。敵對雙方發動戰爭對話的目的不是與對方握手言和，達成某種妥協，互利互惠，而是要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消滅對方，或者逼迫對方投降，進而獲取己方的利益。戰爭具有鮮明的政治目的。歷史上的一些超級大國，往往通過戰爭對話的方式來維持其對世界文明的主導地位，如羅馬帝國，蒙古大元帝國、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等。戰爭也是革命的基本形式。戰爭在某些時代可促進新的文明產生，促進新的文明對話及文明融合。戰爭理論，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為文明對話理論所借鑒。比如中國最早的戰爭理論名著《孫子兵法》提出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等理論，就可以用來指導文明的對話。由於戰爭的破壞性極大以及大量地消耗人力物力，戰爭對話具有不可持續的特征。

　　上述五種對話方式側重指不同文明之間的“廣義對話”，是我們應該重點加以研究的。如果我們要對它們進行定性分類的話，上述五種對話方式又可分為建設性及非建設性或破壞性兩大類。翻譯、貿易和外交基本上是建設性的對話﹔宗教對話的建設性和非建設性可能三七開，七分是建設性的﹔戰爭則基本上屬於破壞性對話。今天，為了推動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和發展，應該大力倡導建設性的對話方式，反對非建設性或破壞性的對話方式。隻有建設性對話，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文明之間的平等交往，抑制文明的沖突。積極進行建設性對話，就是不同文明之間最大的文化尊重。

　　此外，還有某一文明內部的“狹義對話”，這種對話主要表現在學術思想之類的精神活動領域、政策辯論之類的政治領域。軸心時代的幾大文明古國具有原創性思想就產生於對話方式。中國的孔子就是通過與弟子們的對話來闡述其仁學思想，孟子就是通過與國君的對話來論辯其仁政思想的。西方的蘇格拉底，也是通過對話來表達其哲學思想，柏拉圖的著作大都是對話體。從雅典民主對話到西方代議制的對話均體現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對話傳統，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問禮”到漢武帝的“問策”，也體現了中國式的政治文明的對話傳統。這類學術思想方面的精神對話方式、決策辯論方面的政治對話方式，因其具有文明的意義以及文明交流的意義，也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

　　展望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對話走多遠，人類文明就能走多遠。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