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美爾的時尚理論建構揭示了時尚的二重性特點：既樹異於人，又求同於人。循著齊美爾的思想軌跡，凡勃倫、恩特維斯特爾、塞拉貝格和本雅明等人從社會理論的視域完善了時尚的理論譜系建構。時尚的理論譜系建構絕非僅僅只是簡單意義社會學意義建構，同時也是關於現代生活的審美意義建構，即通過與生活拉開距離來實現個體對平庸生活的顛覆，從而實現現代個體的審美救贖。

　　來自齊美爾的遺產

　　追求時尚、崇尚時髦已成為現代生活的主要風格，作為現代生活中凸顯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時尚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儼然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主題。在時尚理論的問題域中，齊美爾無疑是我們不能繞開的，從現代性審美體驗這一特殊層面出發，齊美爾揭示了時尚的二重性特性，並對其展開了極其精辟和深刻的論述。

　　在《時尚》一文中，齊美爾認為，時尚是對一種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會相符欲望的滿足。同時，時尚又是求得分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與他人不同，要富於變化和體現差別性。齊美爾的界定揭示了時尚的二重性特點：從眾性與區分性。時尚一方面把眾多不同階層的個體聚集起來，另一方面又使不同階層得以區分開來，時尚是一種社會的從眾性和區分性相統一的生活方式。時尚一方面意味著相同階級的聯合，但另一方面又意味著不同群體之間的界限被不斷地突破。這是一個既矛盾又一致的心理過程。社會上層想樹異於大眾，往往最先採用尚未被人採用的新事物，實踐尚未能被人實踐的新行為，而社會下層則要求接近或成為社會上層人物，而往往想方設法採用這些階級採用的新事物，實踐這些階級實踐的社會行為，時尚也就在這樣的循環中不斷地被創造出來。從眾性和區分性是時尚不可或缺的兩面，如果統一的需要和分化的需要兩者中有一方面缺席的話，時尚的疆域也將會因此而終結。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齊美爾的時尚理論其實也有其片面性。首先，時尚的變化不僅限於下層階級對上層階級時尚的模仿。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時尚大都流行在同一個階層之中，如我們今天經常能看到的學生時尚和媒體時尚﹔其次，在齊美爾那裡，時尚最初是出現在上層階級中，然后才滲入到下層階級，但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情況：就是時尚起初是從下層階級或其它社會地位低下的群體發展起來的，比如在美國黑人青年的打扮往往是流行的先導﹔再次，時尚（就齊美爾來說主要是指服飾）由上層滲入到下層，有賴於上層階級先穿某種風格的衣服此后才被下層階級所模仿，在這之間有一個時間差，但是如果考慮到今天服裝行業的極速高產，這樣的時間差就幾乎不會存在。最后，雖然齊美爾看到了衣著作為時尚的區分標志的特點，但是，衣著的最主要內涵還在於它的個體可標志性。也就是說，衣著作為時尚一方面導致了社會關系的區分，另一方面，衣著本身也是對個體身份的一種確証。

　　循著齊美爾的思想軌跡

　　齊美爾的時尚理論得到了后來的很多學者的響應和批評，如凡勃倫、恩特維斯特爾和塞拉貝格就延續了齊美爾的思考路徑。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凡勃倫從高貴的、新興的服裝特別適合於有閑階級的特征的角度來解釋時尚的意義，得出了與齊美爾大同小異的結論。在凡勃倫看來，新的中產階級是把時尚當作謀取社會地位的手段來使用的。新興的中產階級通過惹人注目的消費、惹人注目的浪費以及同樣惹人注目的閑暇來表示他們的富有。既然時尚沒有什麼實用性，這個階級中的許多成員就拿時尚作為一種手段，來顯示他們和處處講究實用的那種比較低級的生活方式的距離。凡勃倫認為，精英階級總是力圖用一種明顯的標識如服飾或生活方式等來使自己與眾不同，而下層階級的成員也想借用這些標識來提高自己的地位，於是就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時尚追逐潮流。

　　與凡勃倫的觀點相類似，恩特維斯特爾在《時髦的身體》中認為，個體對同一性的模仿就仿佛給自己戴上了一幅“大眾”的面具，使其覺得自己成為了社會“共同體”中的一員。因此，時尚是大都市中個體的一種生存技巧，它使個體能夠在大都市中以一定的方式和陌生人相遇和打交道。此外，恩特維斯特爾還認為，時尚表達了千篇一律的制度性與人各有己的差異性之間的張力：它表達了人們既想符合和追趕某種組織性，但同時又想特立獨行確立個體性同一的矛盾的願望。可見，時尚表達了同一性和區分性之間的緊張關系，這是一種既要“入得其中”又能“出乎其外”的矛盾意願。

　　時尚的理論探討在塞拉貝格的《矛盾的混雜：齊美爾的理論與實踐》那裡也有著很好地剖析。塞拉貝格對時尚的分析強調了現代社會中時尚的矛盾性及其內在動力。作為個體現代性體驗的主要形式，時尚也正是由於諸多的內在矛盾沖突，引誘現代個體對之進行不斷地追逐與仿效。具體來說，在時尚中同時存在著對社會差別和身份認定的追求，個人的活動受到兩種互相對立的社會力量或目標的推動。一方面，人們願意通過模仿他人融入一個社會群體﹔另一方面，他們又希望將自己和別人區別開來，通過擁有別人沒有的新東西來凸顯其個性和獨特性。追逐時尚的過程就成了一個自我推動的過程，因為塑造個性和模仿他人這兩個對立的階段會自動互為因果。

　　時尚的審美意義建構

　　時尚的理論譜系建構絕非僅僅只是簡單意義社會學意義建構，同時也是關於現代生活的審美意義建構。首先，時尚展示了現代性“轉瞬即逝性”或現代生活的“當下的現時感”。齊美爾曾認為，時尚的本質存在於這樣的事實中：時尚總是隻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運用，他們中的大多數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種時尚被廣泛地接受，我們就不再把它叫作時尚了。在時尚的領域中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永在，時尚永遠隻存在於即將展開而未普遍展開中。此外，在時尚的理論建構中，還存在著另一重審美現代性意義：通過與現實生活保持一種動態的距離關系來實現個體的審美救贖。時尚作為個體的一種現代生活的審美體驗，它是對現代性矛盾的一種解決。一方面，時尚的從眾性表征了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趨向，另一方面，時尚的區分性使個體與生活拉開距離，進而實現對平庸生活的成功顛覆。齊美爾認為現代性有其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它為個體的個性化提供了在前現代社會不可能有的新機會，但與此同時，它又扼殺了社會協調的可能性。現代性的矛盾在某種意義上需要一種平衡，而時尚則恰恰具有對社會進行平衡的功能，時尚的從眾性與區分性實際上也是對現代性矛盾的一種溫和的協調。

　　進一步地分析，我們發現，“時尚”所具有的這種動態平衡實際上是對康德思想的一種繼承和發展。“時尚”概念可以說是源於康德的“趣味”概念，而時尚的二重性就是對康德審美趣味的二律悖反思想的批判和繼承。根據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闡述的著名的趣味（美感）二律悖反，趣味或審美判斷力既是私人性的，又是普遍性的﹔既是個人性的，又是社會性的﹔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在康德那裡，這種二律悖反無法解決，甚至連一個恰當的解決框架也不可能找到。美感要求得到人們共享，但是完全基於個人主觀判斷的美感，又怎麼能適合於其他所有人呢？在對康德美學思想的研究中，齊美爾希望給這樣一個理論上和概念上無法解決的二律悖反找到了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齊美爾社會學理論的目的即是要克服個人和社會的二律悖反，而現代時尚模式可以說就是解決這種二律悖反的最典型的社會行為模式。齊美爾認為近來最吸引現代人的審美價值問題就是審美這種獨特的游戲作用，它作用於主體和客體之間，個人感覺和超個人的普遍感覺之間。而時尚以個人趣味的主觀偏好為基礎，同時又形成了具有社會約束作用的行為標准。由此，“趣味”判斷的二律悖反在時尚模式中實現了審美的解決方案：時尚既滿足了對普遍性的追求，又滿足了個體的獨特需求。

　　可以認為，時尚理論建構的審美現代性意義在於通過與生活拉開距離來實現個體對平庸生活的顛覆，進而實現現代個體的審美救贖。我們可以把這一觀念追溯到現代性美學家波德萊爾那裡，而齊美爾顯然發展了波德萊爾的理論，對齊美爾而言，現代人追逐時尚，實際上是在強調與現代物質文明保持距離，對時尚的不斷追逐也就意味著現代個體對日常生活意識形態的中斷與打破。通過對資本主義貨幣文化籠罩下的社會現實進行另類的反撥，從而使現代個體在這種反撥和背離中得以抗拒並超越平淡的日常生活，實現對現代平庸生活的審美顛覆。時尚導致了一種對生活態度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就是強調通過一種與眾不同的行為模式來達到對日常生活刻板模式的中斷和顛覆。畢竟，資本主義異化文明影響下的現代社會使主體無所適從，平淡、庸俗的金錢交易使主體深受其累，為了拒絕日常生活的平淡與庸俗，現代人不得不用怪異的方式和極端夸張的舉止來表現自我的與眾不同，以實現對現代日常生活的審美救贖。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