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說，人生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路遙說，一個作家不能“喪失遠大的使命感”。

　　宋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說，李白、杜甫之所以為“詩人之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葉燮《原詩》亦雲：“有是胸襟以為基，而后可以為詩文。”沈德潛《說詩晬語》則以“襟抱”名“胸襟”：“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胸襟就是一種高遠的志趣，一種偉大的抱負，一種執著追求美好人生與社會理想的恢弘氣度。對一個作家來說，有嫻熟的藝術創作手法無疑是重要的，但倘無一種超凡脫俗、宏闊正大的胸襟，則自不能臻於文學創作之最上乘，相反，往往隻能創作出如古人所批評的“浮響膚辭”、氣格卑弱的作品。所以，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甚至不無偏激地指出，文學創作，“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為難”。所謂“胸次”，其實也就是“胸襟”。

　　一個作家有怎樣的胸襟，決定了他的作品會有怎樣的思想境界，創作出有怎樣襟抱的人物形象，包括英雄人物形象。從中國古代小說史看，最能寫出不朽英雄形象的無過於《三國演義》、《水滸傳》與《西游記》，而這些小說的作者無不有著高標自舉、超逸凡庸的胸襟。

　　且以羅貫中與吳承恩為例。羅貫中之所以能寫出《三國演義》，並塑造了諸葛亮、關羽等一大批彪炳千古、凝結了民族智慧與優秀品格的英雄人物形象，關鍵就在於他本人首先有著非凡的胸襟。王圻《稗史匯編》說羅貫中“有志圖王”，結合《三國演義》所流露出來的思想傾向，可以肯定地說他就是一個有著自己宏偉政治理想的人，而決不是那種僅僅滿足於一己衣食的平庸之輩。從前“三國戲”如元雜劇《關雲長千裡獨行》中有著小市民肚腸、患得患失的關雲長，到他筆下才能變成義勇冠世、獨立當世的豪杰。

　　與此相關，吳承恩之所以能寫出《西游記》並創作出孫悟空這樣頂天立地、寄托著他人生理想的神話英雄，其重要之點，乃在於吳承恩本人有著縱攬六合、吞吐天地的英雄情懷。其《二郎搜山圖歌》有雲：“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胡適在《西游記考証》中指出：“這一篇《二郎搜山圖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記》的作者的胸襟和著書的態度了。”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說：“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塑造英雄人物，高超的敘事藝術無疑是重要的，但若沒有那種恢弘的“志氣”即胸襟去統領，僅僅憑借技高一籌的敘事藝術，決不能真正走進英雄人物的內心世界，寫出他們的“關鍵”，即：精、氣、神。

　　我國現當代文學在描寫英雄形象方面也取得過不俗的成就。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紅岩》、《創業史》等有關革命的小說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小說，還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描寫改革開放的小說如《喬廠長上任記》與近十年來描寫反腐敗的小說如《抉擇》及新時期有關富於革命英雄主義色彩的軍旅小說等，皆不乏比較成功的英雄人物形象。

　　上述現當代小說作者能夠塑造出比較成功的英雄形象，顯然也離不開他們所具有的博大胸襟。作家柳青、張平的創作便是例証。柳青在1951年出版長篇小說《銅牆鐵壁》，獲得廣泛稱譽。但為了創作出更優秀的文學作品，他毅然主動要求離開北京到陝西農村安家落戶，長期和廣大農民一起，體驗生活。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寫出了《創業史》這樣我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具有裡程碑式意義的小說作品。作家路遙說，一個作家不能“喪失遠大的使命感”，“不僅要戰勝失敗，而且還要超越勝利”。柳青正是這樣，他從年輕時代起就是一個熱愛人民、關心國家命運、向往進步文學的有志之士，又有著視文學創作為偉大事業的抱負，因此才能不辜負時代所賦予的使命，勇敢地深入社會實踐，從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這自然包括創作出勇於進取、無私奉獻、栩栩如生的社會主義新人英雄形象梁生寶。

　　當代作家張平亦然。他曾宣言：“永生永世為老百姓寫作”，“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決不擱筆”。有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這樣一種承載了“遠大的使命感”的創作襟懷，他才能創作出如《法撼汾西》中的劉郁瑞、《抉擇》中的李高成這樣令廣大人民欣慰感奮而令腐敗分子惶恐不安的反腐英雄。

　　如果說，羅貫中、吳承恩、柳青、張平有著超凡的胸襟，因之分別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傳奇英雄、神話英雄、創業英雄、反腐英雄，那麼，在當今市場經濟大潮洶涌跌蕩的年代，作家“合為時而作”，著力描寫活躍在商界有遠大理想的英雄人物無疑也是時代的必然選擇。但令人遺憾的是，真正寫出商界英雄的作家並不多，許多作家寫出的多半只是止步於追求財富的富商大賈或者說商界梟雄。

　　什麼是英雄？可以說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有著不同的英雄標准。在社會主義中國，真正的英雄，就是那些有著“大我”胸懷，即為了人民與國家的利益而不避萬難、英勇奮斗的人們。但當今描寫商戰等小說中出現的許多富商大賈或商界梟雄並不是如此，他們往往沉溺於波譎雲詭的商場斗法，醉心於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他們似乎有著剛毅、果敢、睿智的外表，但真正關注的其實隻有金錢與財富，內心並沒有崇高的追求，如民族大義、社會理想、人文關懷等與他們離得很遠。

　　在那些小說的描述中，這些人一旦取得成功，往往一擲千金、縱情聲色。不少作家常常以不同的敘事方式，炫耀這些人擁有名車、豪宅、美人與無數的金錢，這似乎成了他們卓有成就的最顯著的標志。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這流露出了作家為其作品贏得最廣大的讀者，而竭力迎合世俗社會通常認為的功名、財富、美人的取得，是成功的標志那樣一種甚為媚俗的創作心理，是作家本人缺乏遠大懷抱的表現。

　　李贄說：“有是格，便有是調。”一個作家如果缺乏社會責任的擔當與自覺的文化擔當這樣一種寬廣的胸襟，他無論寫什麼作品都不會自成高格，也決不可能寫出這個時代真正的英雄。

　　蘇軾曾說：“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在市場經濟時代，描寫富商大賈等人物無可厚非，但作家如果僅僅側重於描寫他們的商場斗法及其世俗意義層面上的成功，其價值必定有限。作家一定要“事外致遠”，即通過描寫富商大賈等的艱辛創業，開掘出當下中國社會更深刻的內涵。這就需要作家本人具有非同尋常的眼光與胸襟，而其首要的一點就是要祛除媚俗的創作心態。沈德潛曾贊賞“陶淵明詩胸次浩然，天真絕俗”。如果陶淵明滿腹俗念，他還能創作出了無塵心、趣味雋永、令千百年來讀者贊嘆不已的田園詩嗎？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獻研究中心﹔圖片均為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