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貫徹落實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如何讓文化成為我國全體公民的福利。現在的“文化福利”水平還不太高。讓公民享受高水平的“文化福利”，有助於全面提高國家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在更高層次上實現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要讓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匹配起來，更加自覺地增強文化引領發展的動力

　　在當今國際競爭中，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豐厚文化底蘊，往往成為引領和決定民族和國家發展方向的恆久動力。例如，熱愛文化的猶太人無論漂泊何處，身邊總有一本《舊約》相伴。雖然失去了往日的家園和土地，散落世界各地幾千年，但猶太民族守護住了內心的堅定信仰，最終實現了建國發展的夢想。中外歷史發展經驗已越來越顯示，沒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的民族，是沒有前途和發展后勁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但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還很不匹配，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也難以為繼，迫切需要增強與提升文化國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強化了文化參與國際競爭重要性的自我意識，理清了經濟與文化發展並重的嶄新思路。這些年，我國很多新的文化發展理念和惠民文化政策的出台，體現了黨的文化自覺。

　　新時期，我國社會的發展進步是從對外開放起步的，而引領啟動這艘航船起航的就是思想解放的文化潮流。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國社會利益格局不斷重新調整，社會矛盾凸顯多發，人們的價值觀更加多元，文化消費需求的多層次多樣化趨勢明顯，因此社會發展比以往更加需要一種為全體中國人所認同的精神價值，凝為深層的文化信仰，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力量引領社會的進步。構建中國文化核心價值，既要從民族文化傳統中傳承優秀鮮活的精神內核，更要加大文化領域的開放力度，特別是在文化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更加全球化、多元化，流動性更強的條件下，更需要解放思想，大力引進國外的優秀文化，借鑒人類普世文明成果，促進制度文明的創新，完善我們的文化政策體系和管理制度體系，從而建設屬於當今中國並具有歷史價值和現代價值的文化精神，淬煉出全民族的精神文化認同。文化建設成效的標志之一，就是培養出一批屬於這個時代的思想家，一大批不同文化領域頂尖級創新人才，隻有這樣，思想文化的創新才能夠引領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前進，建立起大家普遍敬守的精神信仰，形成中華民族前進發展的恆久動力。

　　■文化的繁榮發展要“人民至上”

　　當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就要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但是，必須看到，我國在推進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性的傾向和矛盾——比如文化產品的文化價值傳達和追求經濟利益的矛盾，迎合文化消費市場和文化品格追求的矛盾，文化生產中新文化消費形態和社會有效管理之間、文化產品有效供給和群眾文化需求信息反饋不暢等等，不一而足。因此，要實現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這個社會建設目標，必須解決好目前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把實現人民的文化權利、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作為最高目標，從根本上保証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人民至上”要求。

　　其一，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要進一步推動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 “文化強國”建設目標的實現，其條件是提高全體國民的文化素質，保障群眾創造力的實現。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正在形成。但是，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也存在著結構性矛盾，特別是存在文化投入增長和群眾文化需求種類多樣的矛盾、城鄉均等、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均等和身份均等等問題。隨著文化建設熱潮的興起，城市裡各種地標性文化設施拔地而起，農村文化建設欠賬嚴重，文化設施資源城鄉差距依然很大。同時，一些特殊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文化權益和文化服務需求難以得到保障和滿足，有的甚至變成了真空。因此，今后推動文化建設，必須把保障所有社會成員的文化權益作為整個社會的一種自覺行動。

　　其二，加大政府的文化投入規模和力度，發揮公共財政的引導功能。目前，我國已有20多個省區市把文化強省或強市作為未來的發展目標，新的文化發展理念逐步樹立起來。成就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文化投入基數較小，雖然近年來增加幅度很大，但整體而言文化經費投入佔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文化經費投入一直在0.4%的低位徘徊，而且增量多投入了文化設施建設，因此公民的文化消費內容的豐富性不明顯，遠遠不能滿足群眾精神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

　　■要更新文化管理的思維方式

　　文化的發展繁榮不僅保障文化民生的實現，而且可以化作國家文化形象。在法國，人口隻有6500多萬，而每年接待的外國游客超過8000萬，收入超過350億歐元，佔GDP比重超過6%，取得這一切的動因就來源於法國文化的魅力。要讓文化成為我國的名片，增強國家文化競爭力、吸引力，就必須改變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文化觀念和管理體制機制，從根本上保障文化的發展。目前我國在文化領域運轉的體制機制還存在著不利於文化發展的弊病，六中全會明確表示要“加快構建有利於文化發展的體制和機制”。數字環境下各種新的文化業態，生產傳播和消費都呈現出了新的模式，需要我們更新文化管理的思維方式，探索文化管理制度創新，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依法管理文化，從而推動文化繁榮。

　　一是文化建設和考核評估都要有硬指標。六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考核評價體系”，文化建設將成為政府和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中的“硬指標”，以往文化建設“說起來重要干起來不重要”的現象必將得到徹底改觀，成為文化發展和繁榮的重要推動力。同時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將得到更加客觀公允的評估，從而保障文化經濟功能和文化價值的合理實現，即使在文化產業發展中也不會唯GDP論，唯增長主義的一個標准，而是尋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遵循文化自身規律科學地推動文化的發展繁榮。

　　二是進一步理順文化發展和文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間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思想文化的解放直接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各項社會管理制度的創新，但文化自身的思想解放卻滯后了。文化開放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參照和推動力，文化自身發展規律的遵循和公平文化發展競爭環境的營造，都是文化管理創新的基礎。六中全會提出了“要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的新目標，文化產業發展將更加重視市場和企業作用的發揮，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也要借鑒從計劃經濟成功轉型的經驗，移植既有有效的體制機制，不局限在傳統國有文化單位體制內的繁榮，而建立更加靈活的機制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調動不同市場主體主動積極地參與文化建設。

　　三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創新文化服務供給機制。在當今網絡數字技術環境下，文化的發展和傳播方式都發生了革命性變革，要發揮現代信息技術支撐優勢，推動管理思維與方式革新，創新文化服務供給機制。

　　（作者分別為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北京市政協信息處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