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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社會學崛起看社會與學術發展

楊典  2012年06月19日10:4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從經濟社會學崛起看社會與學術發展

  



  【核心提示】沒有人類工業社會和現代生產方式的出現,社會學就沒有存在的歷史和社會條件。

  從1970年代開始,隨著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和澤利澤(Viviana Zelizer)等一批經濟社會學家極具開創意義的作品問世,經濟社會學在美國獲得蓬勃發展。與發軔於社會學三巨頭馬克思、韋伯以及涂爾干的“古典經濟社會學”(classical economic sociology)相區別,這一學術復興和創新被稱為“新經濟社會學”(new economic sociology)。

  跨學科的合作研究更能接近事物本質

  當代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和經驗視角較為宏大,是美國1980年代以來發展最為迅猛的社會學分支。從科學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融合是一種認識論上的必然,也是人類科學積累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之所以有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是受人類認識能力的限制和高校組織結構的制約,而不是必然要把同一個研究對象硬生生撕裂為經濟學的視角或社會學的視角。因為人類的經濟生活與政治和社會生活是一個整體,任何一個活動或行為都包括了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等多個維度,因此,經濟現象不一定非得由經濟學家研究,政治現象不一定非要由政治學家研究,社會現象也不一定非得由社會學家研究。另外,定義各種“現象”本身就是問題,因為有些事情看似政治現象,實則為經濟問題﹔有些事情看似經濟問題,實則是政治規律在起作用。現在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經過多年的學科積累,不同學科的融合趨勢在增強,這是一件大好事,因為跨學科的合作研究更能接近事物的本來面目。

  經濟社會學的興起也是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一項反擊,特別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其他學科的侵襲——其聲稱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可以用經濟學的框架來解釋,不管是政治、歷史、哲學、文學。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社會學的傳統領域如社會分層、婚姻家庭、種族性別等,而社會學家也開始研究經濟學的傳統領域如金融市場,大公司組織,市場建構及其運作機制,產業集群和產業園區,價格以及財政稅收問題,等等。其實,社會學的產生與工業社會的來臨及對現代經濟現象的分析密不可分,或者說,沒有人類工業社會和現代生產方式的出現,社會學就沒有存在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其他人文和社會科學,從最早的宗教、哲學、文學、歷史到后來的政治學和經濟學都可以在前工業社會出現,隻有社會學產生於19世紀急劇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西歐社會,並在20世紀工業化的美國發揚光大。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學的三大創始人的代表作,不管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韋伯的《經濟與社會》,還是涂爾干的《社會的勞動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都是通過對現代經濟現象的分析所構造的龐大理論體系。

  1980年代美國資本市場動蕩為新經濟社會學崛起奠定基礎

  美國的社會學開始忽略對經濟現象的研究,轉向社會不平等、城市化、婚姻家庭、種族、民族、性別等領域。當然,這也是由美國社會的特點及其歷史階段的社會需求決定的,比如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城市化的高峰期,誕生了芝加哥城市社區研究學派﹔在60、7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高漲的時期,社會學對社會正義、種族和性別平等的研究蔚然成風﹔而在80、90年代美國資本市場和大公司的劇烈動蕩及迅猛發展為經濟社會學的重新興起奠定了現實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講,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是對經典社會學的繼承和發展。當代美國經濟社會學家們對現代經濟生活和商業系統的分析視角更加寬闊和細膩——很多經濟社會學家受的是多學科訓練,其學科背景包括社會學、哲學、歷史、政治學和經濟學等,這一點從近年來頗具影響的新經濟社會學書目中可以一窺端倪:阿爾弗雷德·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1977)、馬克·米祖奇《美國公司網絡:1904—1974》(1982)、安德魯·艾博特《職業體系:論專業化勞動分工》(1988)、理查德·惠特利《東亞商業體系:企業、市場與社會》(1994)、維維安娜·澤利澤《給無價的孩子定價:兒童社會價值的變遷》(1994)、布魯斯·卡拉瑟斯《資本之城:英國金融革命中的政治和市場》(1996)、安娜李·薩克森妮安《區域優勢:硅谷和波士頓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1996)、威廉·羅伊《社會化資本:美國大公司的崛起》(1997)、大衛·索斯凱斯《多樣化資本主義:比較優勢的制度基礎》(2001)、彼得·豪與尼爾·弗雷格斯坦《市場的構造:21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學》(2002)、布魯斯·卡拉瑟斯《貨幣與信貸:社會學的視角》(2010)。

  盡管新經濟社會學經驗研究的主題豐富,理論視野宏大,研究方法多樣,但其核心理論框架和分析視角是統一的,即都是研究非經濟因素(社會、政治、文化等)如何影響和塑造人類經濟行為。哈佛大學經濟社會學家道賓(Frank Dobbin)教授把復雜多樣的非經濟因素總結為影響和塑造人類經濟行為的四種社會機制:制度(包括非正式制度如慣例、習俗、傳統和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規等)、社會網絡、權力以及觀念。

  中國的市場繁榮為經濟社會學發展提供空間

  從社會學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發展的歷程來看,中國社會快速的工業化、市場化和現代化轉型,以及社會系統復雜性的增加,也會極大地促進社會學各分支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可以說,社會學在中國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是時代的召喚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國資本市場(包括股票、銀行、保險等)、勞動力市場(包括職業經理人、醫生、律師等專業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企業巨頭和跨國公司的日益涌現,以及中國高科技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大繁榮,為中國經濟社會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廣闊舞台和空間。因為這些重要市場、產業和企業的發展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政治問題,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不僅會受到諸多社會、政治、文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也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影響,不但影響人們的經濟生活,更會對人們的就業、職業、地位、養老、婚姻、家庭、政治意識、文化觀念等社會政治生活產生持久的沖擊和社會影響。因此,採用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和視角對這些事關我國市場經濟轉型和經濟現代化成敗的重大經濟現象進行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學術意義,更具有政策和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責編:秦華、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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