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伴隨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及各地對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重視，由農民階層轉化為工人階層及其他階層的速度有所提升。截止到2010年年底，僅由農民階層轉化而來的新產業工人階層——農民工的人數就上升到2.6億人。這種迅速發生的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不僅動態形塑著新的社會階層結構，還要求政府部門及時調整社會管理政策。可見，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已經成為國家政策配置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因此，隻有對當前中國的階層結構狀況進行比較全面的分析與刻畫，才能在黨的群眾路線與社會建設中，關注到各個階層的利益訴求，引導各階層人士共同致力於和諧社會的建設。

　　本文使用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完成的“中國社會調查數據”，對當前的社會階層結構狀況簡要分析如下：

　　■階層認同結構的變化：農村居民的“主觀階層認同”高於城市居民

　　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社會有更多的人偏向於將自己認同於“下層”階層——即使與印度相比，中國的主觀階層中認同於“中層”和“中下層”的人數佔比，也顯得很低，在2006年是41.0%，在2008年是40.3%﹔主觀認同於“中上層”的比重，在2006年是6.2%，在2008年是6.8%。但印度認同於“中層”的人口比重，卻與法國差不多（法國是57.7%），達到了57.5%。

　　將2008年居住在城市市區與居住在農村的被訪問者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在城市居民被訪問者中，認同為“上層”的百分比為0.6%，“中上層”的百分比為6.1%，“中層”的百分比為35.5%，“中下層”的百分比為33.8%，而“下層”的百分比則為24.0%。可反過來，在農村居民被訪問者中，認同於“上層”的百分比為0.9%，“中上層”的百分比為7.5%，“中層”的百分比為44.4%，“中下層”的百分比為27.5%，“下層”的百分比則為19.7%。可見：農村居民的階層認同，在“上層”、“中上層”和“中層”上，均高於城市城鎮居民，但在“中下層”和“下層”則低於城市城鎮居民。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社會現象。大約是“比較群體”的異質性或同質性影響了人們的階層認同心理。因為農村居民的同質性比較強，而城市居民的異質性較強。居民的異質性——在某種程度上即表現為收入差距與財富積累差距。社區越大，人口越多，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所表現的異質性就越強。因此，對於城市城鎮居民而言，其在階層認同中將自己歸屬為較低階層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但農村居民的參照群體則為自己的村庄或周邊地區，收入差別不大，故在比較中將自己歸屬為較低階層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

　　■相對收入變化狀況對主觀階層認同有重要影響

　　那麼，是什麼影響了人們的主觀階層認同？為什麼農村居民認同於 “中層”及以上的人數百分比反倒大於城鎮居民，但認同於“下層”的人數百分比卻小於城市城鎮居民？按理來說，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都低於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客觀階層地位，也低於城鎮居民，可為何主觀階層認同會高於城鎮居民呢？在這裡，除參照群體之差異的影響外，會不會存在一些其他原因？

　　調查發現：人們的收入水平越高，會將自己的主觀階層認同得較高。所以，在客觀階層分層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三個變量——“教育”、“職業”與“收入”中，隻有“收入”這個變量，才對人們的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顯著而穩定的解釋力——這是發展中社會易於理解的問題——畢竟，收入的改善，可以直接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

　　“過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狀況”的自我評定，以及被訪問者對“未來五年生活水平預期上升的感覺”，這也是兩個非常具有解釋力的變量，都對被訪問者的主觀階層認同具有很強的解釋力。這就是說，過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得越高，對未來五年生活水平改善狀況的預期越強，則人們會對自己的主觀階層認同就越高。這就是說，不管是農村居民還是城鎮居民，過去生活水平的改善，及其對未來生活水平改善狀況的預期，對人們的主觀階層認同具有預測意義。雖然農村居民的絕對收入低於城鎮居民，但由於在“過去五年”其相對收入有了較為顯著的增長——農業稅的免除、糧食直補的給付，以及其它多予少取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農民的生活水平，給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所以，整個農村居民在主觀階層認同上，比城鎮居民更為積極。

　　■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動：農民階層迅速縮小，白領階層迅速擴張

　　在討論主觀階層的同時，尚需要對客觀階層給出一個框架式的分析。我們將被訪問者分為農民、城市藍領階層和城市白領階層三大類，從不同維度比較中國當前農民階層、藍領階層和白領階層的結構變化狀況。

　　當前農民階層的人數所佔百分比為42.8%左右，城市藍領階層所佔百分比為34.7%左右，城市白領階層所佔百分比為22.5%左右。中國教育的擴張與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以及農民向“農民工”的轉化，使得農民階層的人數佔比降低了。即使在農村，也有一部分人已經非農化了。比如說，他們在一年的主要時間從事非農勞動——比如進行農機修理、經商、到鄰近城市打工等。盡管他們也進行農業生產，但農業生產已經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也不在一年中佔用主要的勞動時間。

　　中國藍領階層的擴大，主要來源於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擴張。在每年新創造的勞動需求中，大約有30%的用工需求來自於制造業。尤其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不管是在南方及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都在失業壓力下得到長足發展。盡管自2008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失業率一度上升，但在2009年第二季度，中國的制造業就開始有所恢復。這使得南方地區又一度出現了“招工難”的問題。在2011年年初，“招工難”波及全國各地。2012年年初，東部地區的“招工難”進一步蔓延。

　　白領階層也是一個擴張得比較迅速的階層。這其中的主要原因，來自於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擴張。自1999年開始擴招起，到2010年7月，大約有5000萬左右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畢業生進入到了勞動力市場。因為整個城市勞動力人口（加上流動到城市時間滿6個月的農民工）為3億多，故5000萬大學生向勞動力市場的進入，大大提高了白領階層在勞動力人口中的比重。

　　中國當前的最大特色，就是農民階層向工人階層的轉化。現在，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村社會為主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城市社會為主的國家——而城市化所產生的動力，還會繼續縮小農民階層的人口比重，也會繼續擴張工人階層的人口比重，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應該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最大變化，也是中國這個人口第一大國為人類做出的最杰出貢獻。

　　■階層結構的代際流動：垂直社會流動在上升中有所閉合

　　所謂代際流動，指的是父母一代的階層位置被子女一代繼承的可能性。如果絕大多數子女繼承了父母的階層位置，則社會流動率會很低並趨於封閉﹔如果子女的階層位置，逐漸高於其父母的階層位置，則社會流動——垂直向上的流動逐漸強化，社會越來越有活力﹔如果子女一代的階層位置逐漸低於父母的位置，則說明垂直的社會流動趨於向下，社會不滿會越來越強烈。正因為如此，垂直社會流動的速度和流動率才在某種程度上表現著社會的開放或封閉特征。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最大活力，就是激發了垂直向上的社會流動。與父母一代相比，大多數子女一代的階層位置有所提高。比如說，對“文革”后出生的人來說，其在參加工作時父親是白領階層，但自己是白領階層的百分比達到了46.67%，自己是藍領階層的百分比為47.18%，自己是農民階層的百分比僅僅為6.15%。從這裡可以看出：白領階層的代際繼承性大大增強了。相反，農民階層的代際繼承性越來越低。比如說，在“文革”后出生的人群中，隻有37.33%的子女繼承了父親的農民階層地位，而有46.86%的人將自己轉變為藍領階層，有15.81%的人將自己轉變為白領階層。伴隨高校的擴招、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數量的增長，農民階層的子女繼續做農民的比例，還會進一步縮小。

　　但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卻在另外一個維度消解了職業階層變化的積極意義。教育擴張，在給下層階層帶來通道機會的同時，給上層階層制造了更多機會。近期多項研究說明：其一，在重點大學新生中，來自於社會上層的比例迅速增加，來自於農民家庭的比例迅速下降﹔其二，在大學生就業中，社會上層家庭的畢業生，容易得到家庭背景的支持，但農民家庭的畢業生，則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如果將受教育機會與就業機會視為獲得階層位置的必要條件的話，那麼，近期，社會上層向精英階層的流動渠道有所閉合，這會限制社會下層精英向社會上層精英的轉化，促發下層精英與農民階層、城市藍領階層的結合。長此以往，將不利於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