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超越了經濟發展階段，同時，中國也面臨第一次人口紅利過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紅利開發困難和養老資源不足等挑戰，如何解決中國人口“未富先老”問題，如何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就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靠增長解決“未富先老”

　　問：如何解決中國人口老齡化超越經濟發展階段這種“未富先老”的狀況？

　　蔡昉：在過去的30余年中，中國在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跡。但是，中國的人口轉變更是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步伐推進。人口轉變與人均收入提高之間的這種缺口，可以被表述為“未富先老”。

　　從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就開始快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老齡化程度也一直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隨著2015年前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老齡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並趕超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轉變后果，關鍵在於保持高速增長勢頭。換句話說，由於人口轉變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調整的情形下，老齡化趨勢仍將繼續，已經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應該依靠持續的經濟增長來予以縮小，並最終得到消除。

　　應對老齡化面臨諸多挑戰

　　問：中國在應對老齡化上面臨什麼挑戰？

　　蔡昉：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與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獲得之間，需要避免出現一個人口紅利的真空時期。而“未富先老”的特點，的確在兩次人口紅利的良好銜接上，給中國帶來特殊的困難。如果通過在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條件的同時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中國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雖然在許多發達國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成為應對老齡化及其帶來的養老基金不足而廣泛採用的手段，但是，中國的情況有顯著的不同，使得這個做法不應成為近期的選擇。中國目前臨近退休的勞動力群體是過渡和轉軌的一代。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的人力資本稟賦使得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不利競爭地位。一旦延長退休年齡，高年齡組的勞動者會陷入不利的競爭地位。

　　中國的養老模式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為主的。作為“未富先老”特點的一種表現，中國社會養老體系尚不健全，參與率和覆蓋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養老來源，即勞動收入、家庭成員供養、離退休金或者養老金三種來源中，家庭成員供養的比例很高。

　　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仍然是現收現付性質的，現收現付制是建立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並且人口撫養比低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上述條件發生變化，則要求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支撐，否則這個制度就是不可持續的。相應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率，並且把養老保險制度從現收現付模式轉到積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備必要的制度條件，解決與儲蓄率相關的未來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問題。不僅如此，及早擴大個人賬戶積累也有利於緩解養老負擔問題。

　　開發人力資本保持增長

　　問：中國應如何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蔡昉：“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給中國經濟增長轉向生產率提高驅動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戰，另一方面，也留給中國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現存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保持經濟增長。而無論是應對前一挑戰還是抓住后一機會，都要求創造相關的制度條件，以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由於勞動力供給中實際上是包含著人力資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固然可以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安排，擴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從而保持勞動力供給的充裕，但是，如果沒有勞動者素質的明顯提高，這個人口紅利則難以實際兌現。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並非要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相反，人口結構變化還創造了一些新的條件有利於擴大和深化教育，這可以被看作是從人力資本方面創造經濟增長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