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較的意義上，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其次是學者，再次是經濟學家，這三個層次對於中國社會基本問題的感受均有很大的異質性。

　　應該說，馬克思關注社會現實的根本性感受就是對正義的感受。如果拋開經濟學的專業訓練，我們考察改革開放后發生的正義問題，確實是一個活生生的問題。比如金融風暴就是這樣，它是真實的，是社會經濟運動中“有血有肉”的研究對象，中國經濟學家不會忽視這一點，否則所謂的經濟學研究就變成蒼白的了。這裡，對經濟學不滿或者批判，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方法上有一些學術性的問題是需要討論的。即便是梳理與比較馬克思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思想，比如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實際上是很不成熟的，他考察的基本對象是早期的國民經濟學家，但是關於他的哲學方法或者基本視角，無疑是批判的。但是，經濟學的方法要求是建構性的，所以在批判性和建構性這兩者中，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肯定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

　　我的命題是，如果將來有人說中國經濟的奇跡造就中國經濟學，那麼它應該是一種演化社會理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為了解釋所有的社會現象，給定一個不變的偏好，來解釋所有的經濟行為。但是中國是轉型期的社會，很多公共政策論証過程涉及個體，他們的偏好在發生變化。這體現在：第一，基於當代大量的行為規則實驗，社會狀態的現實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深刻地決定了人的行為方式。偏好，簡單說就是價值排中率，這個價值排中率在實驗中75%的概率發生了逆轉，它決定了后面的經濟行為。第二，在轉型社會，普遍存在認知能力的變化，通過社會交往的方式和范圍的變化以及對教育所導致的理解力變化，一個人認知能力發生了變化，在轉型經濟社會裡當然是很迅速的，所以個體的偏好不能假定是不變的。此外，還有觀念的改變，比如說幸福感、正義感改變等。第三，就是社會方式和情感方式的變化。比如什麼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這幾乎就是一個文化上的范疇了，就是所有的這些重要的轉型期中國社會發生的重要差異和西方社會的差異，使得我們要解釋轉型期中國人的行為，就必須要放棄偏好不變的西方的基本假設。這樣，中國經濟學解釋中國經濟行為的理論，它一定是基於演化的社會作為現實前提的，因為偏好的變化本身是導致演化的。

　　我們關注演化經濟學，大致上現在看到的一個結論就是需要關注躍遷式的均衡，這種躍遷式的均衡並不是非均衡，也不是均衡，所以這樣一個可預見的理論成果，就是馬克思說的取代庸俗經濟學的傳統。現在，我們尚未打破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這個均衡的概念，如果這個均衡概念取消或者重新解釋的話，把它變成躍遷式的均衡，那麼從方法上研究中國的經濟行為，很多就是可以解釋的，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礎性意義的。

　　同樣地，對社會行為規范的多樣性的考察，也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各種各樣的實驗包括計算機仿真的實驗，我們發現，趨向於所有的社會規范不是單一地出現，而是同時存在的，但在不同的情景中，社會行為規范又不是固定化的，特別是有一些社會規范會躍遷成為另外一種社會規范，也就是說，互相之間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在長期的不確定歷史過程中，隻有那些具有穩定性質的社會規范會留存下來，逐漸成為維護人的權利的支持系統。這是西方比較前沿的經濟學家的研究結論。然而，中國主要大學的經濟學家、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狀態，基本上還是西方的舊的經濟學，並不是對西方過去150多年來經濟學發展的錯誤的反省者，他們落后了。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經濟學確實沒有現代化。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