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的成就，是充分利用國內市場紅利、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充分利用外部資本紅利、WTO紅利等取得的

　　●中國成長必須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創造制度性紅利，尤其是市場化體系再造紅利、海外投資紅利、擴大內需紅利

　　從制度轉型的理論而言，改革事實上就是一種制度漸進調整、再造的變革方式。成功的改革是將各種有利要素給予匯聚，並利用歷史的機遇創造和利用各種制度紅利。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的成功經驗，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成長”事實上是在諸多紅利要素的匯聚下取得的。

　　中國成長的核心紅利要素

　　內部核心紅利要素主要是：

　　其一，成功地創造了市場經濟紅利。中國改革雖然以“聯產承包”為起點，其釋放出來的巨大農村勞動力轉移為中國重工業化進程提供了基礎的勞動力保障，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則使市場機制發揮了特有的紅利空間。

　　其二，充分地利用了中國人口紅利。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整整一代中國人，其年齡結構正好滿足了大規模工業化進程的需要。

　　其三，極大限度地利用了土地紅利。中國土地市場的開發不僅表現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集體土地的大規模開發，同時還表現在城市土地在國有控制下“招、拍、挂”的土地開發出讓環節中，以2011年為例，全國130個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達到1.9萬億元，這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覆蓋提供了巨大的資金保障。

　　世界各國成長的歷史經驗表明，外部紅利的創造與內部要素的結合匯聚了一個國家快速成長的充分必要條件。中國過去30年快速成長的外部必要條件是：

　　第一，開放帶來的外部資本紅利。外部資本介入對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后發國家的經濟顯得無比重要。外來投資在過去30年間將中國視為“投資天堂”。即使在金融危機后的2011年，中國依然吸收了116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外來直接投資資本吸收國。

　　第二，加入WTO的世界貿易紅利。歷史統計數據表明，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目前，中國對外貿易以年均17.2%的復合增長率在成長，較1978年增長143倍。特別是加入WTO后，對外貿易急劇加速，從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間中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量增長了8倍，達到1.58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世界第二大進口國。

　　第三，國際環境紅利。從歷史機遇而言，2001年“9·11”事件促使國際反恐聯盟的形成對中國促成了有利的發展歷史機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以反恐作為國家核心戰略利益出發點，減少了對於中國這樣的成長大國的各種有意識干預。過去10年，中國的快速發展贏得了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既有紅利的消失與挑戰

　　然而，紅利要素並非一成不變的。隨著內外條件的變化和發展基數的擴大，既有發展紅利可能會出現衰退和消失。從現實的中國情況看：

　　在內部，首先，中國目前已經形成的市場機制表現出極端的“二元化”，一方面過度管制，形成了產業壟斷和產業管制壁壘，而另一方面缺乏管制和管制無為，造成無序競爭、欺詐經營，而這種極端“二元化”既不利於壟斷行業的效率提升，也不利於建立規范的市場體系，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基礎帶動產業升級﹔其次，中國人口紅利的快速消失是客觀現實，不僅表現在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上，同時還表現在勞動力需求層次提升上，簡單而言，80后乃至90后的普通勞動力不僅比他們的父輩需要更高的工資回報，同時其社會和心理需求也大幅上升，而這一切均最終體現在綜合勞動力成本上漲上﹔最后，中國的土地紅利固然帶動了資本的累積和投資的繁榮，但土地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無一不在考驗這種紅利的可持續性。以全國主要大中城市房價漲幅水平而言，在過去的10年間，平均住房價格漲幅是10倍，而居民收入上漲僅3倍，這個巨大的鴻溝已經對和諧發展帶來挑戰。

　　在外部，首先，從總量上看，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收外來投資國，其佔世界吸收FDI總量大約保持在10%左右。雖然在金融危機下，中國依然保持了吸收對外投資的高增長，但其增長速度不能保持過去的兩位數增速，特別是來自歐美的投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大幅增長的FDI時代顯然已經過去﹔其次，中國對外貿易總量加權已經位列世界第一，其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以上，這一方面說明中國極度缺乏內需消費，同時也提示，進一步擴大對外出口空間也較為有限，且隨著貿易保護和貿易摩擦的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化以及國內成本要素上漲等等要素的疊加，給中國對外出口的紅利保持帶來嚴重的挑戰﹔最后，就最新的國際格局看，美國奧巴馬政府上台后最重要的變化顯然是重新檢討與評估其海外戰略，特別開始重點關注“中國成長”帶來的世界格局的變化。奧巴馬政府在軍事上“重返亞太”，加強其既有的亞太軍事聯盟，已經開始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在經濟上，其刻意打造的“TPP”聯盟將以自由貿易為名與中國展開競爭，中美作為亞太兩個最大的國家，其從“反恐同盟”到“警惕性競爭”關系的演化，已經使中國過去的對外穩定環境發生重大的變化。

　　匯聚新的制度性紅利

　　既有制度紅利的減退和逐步消失既是進一步改革的動力，也是深化改革的起點，針對目前中國內外的客觀環境，如下戰略改革舉措必須提上緊迫的日程：

　　首先是市場化體系再造紅利。客觀而言，目前中國的“二元市場”體系並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期內在要求。這種“二元市場”突出地表現在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和公司治理機制欠缺上，事實上，國有企業近些年對於某些產業的壟斷和管制設置的門檻，已經將“競爭”這個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淡化。真正的市場經濟並不簡單意味著區分產權的“國有”與“私有”，“國有多元化”產權機制在歐洲能夠順利發展，並還保持相當競爭力，其要害在於國有多元產權公司能夠接受市場經濟的法治管制，並建立了對外透明的公司治理機制和代理人機制。因此，以公司治理機制透明化為核心，以打破壟斷、推動競爭為抓手，推動國有產權多元化、投資社會化，是打破“二元市場”中壟斷行業之根本。而中國市場目前呈現出的虛假銷售、欺詐銷售、盜用知識產權等等商業惡習，不僅反映的是商業誠信缺乏，同時最關健的是管制無為與管制尋租。對比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管制，特別是懲罰性的法治管制使用，中國必須摒棄“運動式監管”，並在市場秩序的長效監管上進行重大改革。

　　其次是海外投資紅利。世界發展史表明，一個成長的大國無論有何種機緣，其或多或少均利用了海外投資紅利，這不僅表現在19世紀的英國“海外帝國”的建立上，同時還表現在美國在戰后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以及隨后各類的全球海外投資上，甚至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后也充分享受了海外投資紅利。在今天世界多元格局中，海外投資紅利不僅可以在經濟上為中國成長提供持續空間，最重要的是還能大幅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提高中國的國際事務議價能力，並使中國的成長與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內在發展要求一致化。對此，應根據中國成長的內在需要積極開拓“海外密切合作區”，將大量以美國國債計價的外匯資產有效轉化成海外FDI。而在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應該建立中國高級別的“海外投資委員會”，綜合協調目前商務部和外交部的部分職能，以保障中國海外投資利益最大化和效率優先化。

　　第三是擴大內需紅利。對於如何擴大內需消費，目前普遍認識到的思路是兩條，一是加快城鎮化，按目前測算提高一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可以帶動1000億元新增消費﹔二是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通過稅收手段創造消費。但事實上，比較研究表明，最有效地擴大內需的辦法是制度性紅利創造，它是國家通過福利體系再構建，依靠制度溢出的方式創造消費保障，具體而言，就是對於國家公民四種最基本權利（就業、醫療、教育、住房）保障體系的再造。戰后歐洲社會消費提升的飛躍最大程度上就得益於公民四種基本權利的保障。因此，國家對於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不僅是現代國家構建的基礎，同時對於就業、醫療、教育、住房的投入可以轉化為國家長期內需的基礎保障，對此，我們必須轉換思路，摒棄“家電下鄉”等國家補貼式短期消費刺激，轉而著力於醫療保障、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就業培訓等長線制度性再造。

　　綜上所述，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依靠改革的深化，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中國過去30多年已經比較充分地利用了傳統增長要素裡的三項即土地、勞動力與資本，但新的增長理論認為，至少還有兩項紅利要素在中國並未充分利用，一個是人力資源要素，一個是制度要素，且人力資源要素的充分發揮根本離不開制度要素。舉例而言，如果沒有市場制度再造，就沒有效率、競爭、知識產權保護，人力資源在壟斷和欺詐的市場環境下毫無價值，同樣，沒有國家基本福利保障體系制度再造，也不可能有國民長期穩定的消費預期。因此，中國改革需要新的制度性紅利再造。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