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國經濟而言，主導產業的選擇與確立決定著本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如果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就意味著在國際市場具有定價權，並能攫取高額壟斷利潤。而如果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則意味著國際市場左右本國產品的定價，對於國際市場價格的波動和需求的變化，本國隻能被動接受，甚至還要因之被動調整國內的經濟政策。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經濟增長高度對外依賴的經濟發展模式。當這一模式延續30多年后，經濟自主性受到嚴峻挑戰，這與中國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

　　經濟增長高度對外依賴

　　首先，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制於國際市場。市場化改革以來，國內過剩勞動力與國際過剩資本的結合逐漸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格局，並以此參與國際分工。但這種分工格局延續至今已使主導產業固化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嚴重危及本國經濟的自主性。1993-2011年，中國的出口額從917億美元增長至18986億美元，出口佔GDP的比重從15%上升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的35%。但是，在我國的外向型經濟中，加工貿易居主導地位。加工貿易主要借助外商投資企業為載體來實現，外資企業利用的是我國的勞動力優勢，自身並無技術創新的意願。2011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雖佔到出口總額的近一半，但是產品的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國外廠家手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國只是外國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由於勞動密集型產品需求彈性大、替代性強，企業興衰主要取決於國際市場，外部需求旺盛，企業可以獲利﹔外部需求減弱，企業隨即陷入困境。這些年，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先后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影響，大量的企業倒閉或是瀕臨破產已經充分印証中國主導產業嚴重受制於國際市場。

　　其次，主導產業致使經濟增長高度對外依賴。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經濟增長高度對外依賴。2000-2007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由39.6%提高到63%，貿易順差由241.1億美元擴大到2618.3億美元，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12.5%提高到19.7%，拉動經濟增長從1個百分點提高到2.3個百分點。外貿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反映了我國的經濟開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國際市場的動蕩將使中國經濟發展失去自主性。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外需銳減致使我國月度出口增長率從2007年2月的51.7%陡降至2007年12月的21.7%。2008年，全國工業生產增速明顯回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2.9%，增幅比上年回落5.6個百分點。2009年，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7年的18.1%陡落至-40.6%。

　　最后，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降低了國家駕馭經濟運行的能力。由於主導產業、出口導向型發展方式使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運行的駕馭能力減弱。2008年上半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是防止經濟增長由過快轉向過熱，防止物價上漲轉變為全面的通貨膨脹。當年底，當美國金融危機逐步蔓延開來，我國緊縮的貨幣政策急劇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增加了4萬億投資計劃。過剩的資本導致資產價格輪番上漲，上証指數從2008年底的1820多點上升到2009年7月31日的3412點，上漲了87%。2年間，一線城市的房產價格翻了一番。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條件下，雖然經濟增長得到了保証，但也誘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2010年以來，CPI不斷創出新高，從1月份的1.5%上升到11月份的5.1%。進入2011年7月，CPI則躍升至6.5%。當2011年國家將抑制通貨膨脹列為首要目標后，人民銀行通過連續6次提高存款准備金率和3次提高存貸款利率回收流動性，通脹率雖有所回落，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日漸凸顯。顯然，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使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運行的駕馭能力減弱。

　　提高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如果要減輕對外依賴，提高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勢必需要重新選擇並確立主導產業，逐步將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轉向內需主導型，並適時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和匯率制度。

　　重新選擇並確立主導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附加值低、關聯度弱、產業鏈短，無法繼續擔當后工業化時代的主導產業，產業演進的規律決定了我們的主導產業必須要從勞動密集型走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固守傳統的比較優勢產業隻會淪落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屬，永遠不會跨入發達國家行列。在選擇未來的主導產業時，我們應遵循生產率上升基准、收入彈性基准和產業關聯基准來確立，將技術進步速度快、收入彈性大、對相關產業波及帶動作用強、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確立為主導產業，並輔之以必要的產業扶持政策，促使其成長壯大，逐步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通過扶植科技型企業的成長，使中國逐步走出高度依賴比較優勢產業的困境，實現主導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換，藉此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從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主導型發展模式。世界上的大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主要為國內市場需求所驅動，過度依賴外需必然導致經濟缺乏自主性。當前，美國經濟前景黯淡、歐債危機仍未解決，為應對經濟危機，世界各國都加大了貿易保護力度，中國出口面臨名目繁多的技術壁壘，而且不斷遭到美國、歐盟、印度、巴西等國的反補貼、反傾銷指控。繼續秉持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勢必會加大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摩擦，另外還會因外匯儲備增加而增加本幣供給，增大宏觀調控的難度。經濟形勢變化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轉向內需主導型，以增強經濟自主性。內需主導的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使居民有足夠的購買力去消費掉出口減少形成的供給。為此，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居民收入與財政收入協調增長的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國民收入分配適度向居民傾斜和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來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將財政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領域，以緩解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現狀，為消費帶動經濟增長提供外部保障條件。

　　調整出口退稅和匯率政策。出口退稅本質上是支持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的一項措施，在中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出口、貿易摩擦不斷加劇、資源環境壓力增大的背景下，繼續提高出口退稅率支持出口，無異於鼓勵低端制造業的大量存在，並以國內的資源補貼國外的消費者，國家利益嚴重受損。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需要將出口退稅率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水平，而不是不斷提高，以此逐步淘汰低端產業，實現主導產業的升級。

　　中國目前的匯率制度因缺乏足夠的彈性，容易造成輸入型通貨膨脹，也不利於國際收支平衡，直接助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過度發展，而允許本幣緩慢升值和實行浮動匯率更符合中國的長遠發展。本幣升值有利於逐步淘汰落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則不需要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而相應增減本幣供給，從而增強本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我們知道，在固定匯率條件下，資本自由流動，很難保証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當前，3萬多億的外匯儲備已經使政府的宏觀調控對經濟運行的駕馭能力減弱。鑒於此，匯率制度在短期內應實現人民幣的緩慢升值，長期看，應逐步向浮動匯率轉變。

　　（作者為《求是》雜志社經濟部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