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在近年來成為描述中國宏觀經濟特征的一個流行語，但是否真的存在“國進民退”，如何界定“國進民退”，在理論界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普遍的共識，很多論斷僅僅來自於感覺和傳說，缺乏客觀統計數據的支撐，也缺乏專業化的科學分析，我們不能把非專業的傳說當作中國經濟改革的“傷疤”，進而“以訛傳訛”。

　　■“國進民退”的描述不准確，是一個偽命題

　　所謂“偽命題”是指不真實的命題。所謂不真實，有兩種情況：其一是不符合客觀事實﹔其二是不符合一般事理邏輯和科學道理。“國進民退”就是一個典型的偽命題，它的不真實性源自不符合客觀事實，並不能代表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趨勢和基本事實。

　　“國進民退”隱含的前提是零和博弈，在這樣的思維范式下，將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簡單地定位為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對手，並假定資源總量或利潤總量是一定的，一方受益便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兩者之間隻有競爭，完全沒有合作。但事實上，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都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的關系並非是相互對立、此消彼長，而是相互促進、協同發展。

　　中國巨大的經濟總量和市場規模為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合作領域，隻要抓住機遇，大膽創新，就會取得企業經營的成功。從中國經濟的發展實績上看，“國進民退”的描述不僅不准確，而且邏輯命題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才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征，正是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兩條腿”齊步並進，才保証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穩定、健康增長，取得了比單純依賴國有企業或非國有企業“一條腿”模式的經濟體更好的發展績效，特別是在這一次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快速調整，帶動中國率先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

　　■通過對企業數量、就業人數、企業產值、企業利潤等方面的統計分析，“國進民退”這一說法不能証實

　　通過驗証幾個簡單的統計數據就可以說明“國進民退”是否成立，對這一概念証實或証偽。

　　從企業數量上看，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規模以上國有工業單位在全部工業單位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1/4（為24.0%）下降至1997年的1/5（18.7%）。從1998年以后按新口徑計算，在1998-2010年間，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戶數從6.47萬家減少至2.03萬家，隻相當於1957年（4.96萬家）的40%左右，佔全國工業企業數的比重從39.22%下降到4.47%（具體情況見表二）。與此同時，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戶數從1998年的1.07萬家增加到2010年的27.23萬家，佔全國工業企業數的比重從6.46%上升到60.34%，私營企業的擴張速度十分驚人。從企業數量上看，不僅不是“國（上）升民（下）降”，反而是“國（下）降民（上）升”。

　　從就業人數上看，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職工數佔工業就業人數比重在1978年為76.2%，而后絕對數上升，由3319萬人上升至1991年的最高峰4472萬人，而后開始下降到1997年為4040萬人，但佔工業企業就業人數比重開始下降，到1997年時已下降至65.0%。按新口徑計算，1998年以后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從業人員從3748萬人下降到2010年的1886萬人，總量減少了一半，其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從業人員比重也從57.2%下降到2010年的19.2%。與此同時，私營企業就業人數從1998年的161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3312萬人，擴大了20倍，其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從業人員比重也從2.5%增長到2010年的34.7%（見表一），展現了私營企業極強的就業創造能力，其就業創造增長率顯著高於其產值增長率和利潤增長率。從就業規模上看，不僅不是“國增(加)民減(少)”，反而是“國減(少)民增(加)”。

　　從企業產值上看，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的總產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77.63%下降到1997年的31.62%﹔按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佔大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總產值比重口徑計算，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總產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98年的49.6%下降到2010年的26.6%﹔而同期的私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總產值佔比從1998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30.5%（見表三），佔比擴大了10倍。自2009年起，私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產值總額已經超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從企業產值比重看，不僅不是“國進民退”，反而是“國退民進”。

　　從企業利潤上看，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與企業產值的趨勢類似，國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比例在1978年后呈顯著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85.0%，下降到1997年的26.0%，利用1998年后使用的新統計口徑計算，除在1998-2000年間有小幅上升外，在2010年已下降到27.8%。但與此同時，私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佔比則從1998年的4.6%上升到2010年的28.5%。從企業利潤佔比和產值佔比的比較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效益水平大體相當，沒有明顯差別。其中2010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平均利潤率與私營企業之比為1︰0.89。從利潤水平上看，“國進民退”的命題仍然不能成立。

　　從對稅收及公共財政資源的貢獻上看，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或稱“國降民升”或“國少民多”)。按照“國進民退”的邏輯，國有企業享受了優惠待遇，而民營企業則面臨相對苛刻的政策環境，表現在稅收上，則是國有企業的低稅負和民營企業的高稅負。但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稅收貢獻水平上看，這樣的判斷並不能成立。盡管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無論是在工業總產值，還是在利潤總額上在近年都不及私營企業，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主營業務稅收總額和應交增值稅要明顯高於私營企業。2007年出台的新企業所得稅制度和增值稅改革試點，已大幅降低了私營企業的總體稅負，可以看到，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貢獻率由2007年的61.8%上升到2008年的68.9%，並進一步上升，而私營企業則從2007年的17.9%下降到2008年的14.6%。從2012年1月開始實行的增值稅擴圍試點也將更加有利於改善私營企業的經營環境，進一步降低稅收負擔，提高綜合利潤水平。

　　此外，中央財政從2007年開始編制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對國有企業的經營收益進行再分配，充分體現了國有資本由全體國民所有，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全民受益的原則。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預算數達到844.39億元，由中央財政統籌使用，其中調出資金40億元，納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支持社保等民生事業發展。地方政府也仿照中央模式，編制本地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經營收益被納入到地方公共財政資源中，由地方財政通盤統籌、綜合使用。國有企業對公共財政的貢獻水平越來越高，充分體現了國有經濟全民所有、全民所用的基本特征。從對公共財政的貢獻上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仍是公共財政資源的貢獻主體，將國有和非國有企業佔產值或利潤的比例相比，沒有出現所謂的“國降民升”或“國少民多”的現象。

　　從國民經濟角度看，農業主要是以農民個體和私人為主，服務業缺少詳細分析的分類數據，隻有在工業領域有相關的數據。為此，我們隻能分析工業領域，即使如此也缺少規模以下企業的詳細數據，這些企業基本上是私人企業或個體工商戶。換言之，當考慮到這部分企業的話，國有工業企業的比重還會更低。

　　上述計算數據都是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的公開數據。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應當充分利用這些數據進行計算和分析，告知社會公眾，澄清事實真相，說明基本趨勢。在這方面美國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拉迪已經做了專門的研究，與作者的結果和結論是一致的。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研究是“森林式”的方法，得出的是總的評價，在某些產業或某些行業或某些年份可能有其他的結論，但只是代表某些“樹木”，盡管它是事實，卻是局部的事實，更不能以此來推論或代表整個“森林”。

　　■怎樣認識國有和非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定位

　　過去60多年中國在如何處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有過成功的經驗，也有過失敗的教訓，經歷了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過程。1949年9月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了“公私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通過第一次對官僚資本國有化，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進入了共同發展的“黃金時期”，1952年3月毛澤東還首肯了“私人資本在新中國建設上是有貢獻的”﹔“不能讓資本家光是圖私人的利，必須兼顧國家的利、工人的利。”但是毛澤東很快發動了國家工業化，排斥了私人工業化，又發動了第二次國有化，對私人資本公私合營，后來基本上消滅了私人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私人經濟的政策經歷了從“紅燈”到“黃燈”再到“綠燈”的情況，民營企業進入了歷史上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黃金發展”時期，逐步形成了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並存、相互聯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競爭的新格局，我稱之為“兩條腿走路”。這就比一條腿走路(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要走得穩，走得協調，也走得快。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私營企業實現了快速的增長，非國有經濟進入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事實也是如此：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國實有企業1191.16萬戶(含分支機構)，實有注冊資本(金)66.16萬億元。其中私營企業903.49萬戶,佔總數比重的75.8%，注冊資本(金)22.85萬億元,佔總量比重34.5%（見表四）。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更像是精銳的野戰軍，屬於資源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企業，它們的核心任務就是要與世界500強企業和世界2000強企業開展激烈的競爭，不僅要在其中佔一席之地，而且要迅速崛起，成為行業中的領軍企業﹔而民營企業就像是地方部隊，更多的是創造就業，大多屬於勞動密集型、就業密集型企業，能夠有效地幫助各地方發展，同時也能夠在一些領域發揮民營企業靈活性強、創新力強的優勢，已經在國際競爭中嶄露頭角。

　　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相互競爭、相互合作，由於它們各自的外溢性形成了相互帶動、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的中國企業會迅速進入世界500強之中。尤其是在制造業領域，這兩年中國制造業有可能會超過美國，打破美國自1890年以來稱霸世界工業的歷史，也進一步說明中國為什麼可以在輕工業方面佔世界總量比重的1/3以上。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在中國的經營成功，就意味著全面的經營成功。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目標。2010年，按照匯率法現價計算，中國消費總額為2.7萬億美元，是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的世界第三大消費市場。根據我們的預測，2015年，中國的消費總額將達到7萬億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2020年消費總額將達到14.5萬億美元﹔到2025年中國有可能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消費總額為美國的1.15倍。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最大的煤炭消費市場、最大的個人計算機消費市場、最大的移動通訊設備消費市場、最大的成套設備消費市場。中國正在由“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將由“中國出口”轉向“中國購買”。這對於各類企業而言，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最大的機遇。

　　■中國企業的發展之路不是單純地討論誰進誰退的問題，而是關於中國企業與國際企業之間的競爭

　　國有企業經過60年的發展，經歷了總數大幅度下降的發展歷程。盡管國有企業戶數佔全部企業戶數的比例仍然較低，但國有經濟的競爭力已顯著提高。國有企業的成長發展之路，不是簡單地與民營競爭，更重要的是和國際企業，特別是世界500強企業進行競爭。中國企業的成長發展之路也不是單純地討論誰進誰退的問題，而是關於中國企業與國際企業之間的競爭。

　　2011年中國大陸有61家世界500強企業，而后發展速度會更快，其中不僅是國有企業，而且也有私營企業，不僅有中央企業，也有地方企業。形象地講，中國企業面對的形勢是“美(國)退中(國)進”，美國在世界500強企業中，已經從1975年的241家下降至2011年133家。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國也進、民也進，而非一方進、一方退。

　　國有經濟從“大而全”向“強而精”發展，在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性、戰略產業方面做強、做精，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集中資源發展戰略產業的優勢，通過在不同行業的產業鏈中與非國有經濟形成良性的互動，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的比例看，隻有煙草制品業(99%)、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94%)、燃氣生產和供應業(92%)、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71%)、水的生產和供應業(69%)和煤炭開採和洗選業(56%)，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佔比超過50%，這些行業要麼是自然資源類產業等上游產業，要麼是具有准公共物品屬性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行業，在這些行業裡，需要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保持較高的產品質量、相對穩定的產品價格和健康的市場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行業都有明晰、嚴格的准入政策，有些行業不但國有企業可以進入，私營企業也可以進入，但前提是遵守政府制定的游戲規則。在其他絕大多數行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並不佔主導地位。

　　國有和非國有企業齊頭並進，競爭力同步提高，中國進入世界500強企業數量不斷增加，民營企業開始嶄露頭角。據估算，到2030年，中國進入世界500強企業數將超過美國的高峰值，與中國經濟總量、貿易總量、投資總量佔世界總量比重大體相當，屆時民營企業就有望達到40-50家。

　　■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並不存在誰進誰退的問題，而是共進多少的問題

　　中國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既要發展國有企業，也要發展私營企業，使兩條腿都很強壯，使兩類企業都能健康成長，並不存在誰進誰退的問題，而是齊頭並進，共進多少的問題。對於“國進民退”這一偽命題的討論毫無意義，隻會是“庸人自擾”。

　　事實上，從過去幾十年的世界500強企業數看，顯示了中國的“國（有）民（營）共進”。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將實現集體崛起，合作崛起，也包括競爭崛起，在世界500強，乃至2000強的榜單上都會趕上美國，超過美國。

　　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都來源於中國企業的制造，無論他們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如同東方巨人的“兩條腿”，就是比那些一條腿走路的西方發達國家走得快，走得穩，走得協調。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