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項戰略任務，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為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做出的戰略部署的一個重要方面。為此，大家都強烈地感受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必要進一步探索並提煉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那麼，提煉難在何處？我認為，要正視六對矛盾，搞好六個結合。

　　第一，作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要求把先進性和包容性統一起來。

　　社會要進步，無疑需要先進階級的政治主張來引領。當代中國要進步，無疑需要以先進的、科學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來指導和引領。“先進性”是方向，是旗幟。但先進性要放大為全民、全社會的共同價值觀，隻能寓於其中，而不能因為其特別重要，就簡單劃一地取而代之。

　　眾所周知，我們不能離開全社會價值觀要求先進性和包容性相統一。我們也從不忌諱“自由”，馬克思主張的理想社會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為什麼“民主”、“自由”就成了人家社會的“普適價值”，而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卻隻能與之水火不容？其中的問題，值得研究。

　　貫徹個人、家庭、種族、社會的基本的價值沖突，就是“公”與“私”的矛盾，提煉“核心價值觀”不能不涉及這個問題。大公無私是聖人，公而忘私是賢人，先公后私是善人，公私兼顧是常人﹔私字當頭是小人，假公濟私是痞人，以公肥私是壞人，徇私枉法是罪人。我們要提升常人，提倡善人，學習賢人，向往聖人﹔也要教育小人，揭露痞人，改造壞人，懲治罪人。鑒於日常的、多數的是常人，要做的“常事”，就是修身律己，平實做人﹔要說的“常事”——讓大家奉行的價值觀，就隻能“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把崇高的信仰和每個人對現實利益的追求，把集體主義和個人追求對接起來，把先進性和包容性統一起來。

　　第二，作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要求把普遍性與特殊性統一起來。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四個層面，既是國家整體、民族整體的追求，也是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追求，理論上應該可以成為每一個體、每個公民的追求。而一旦深入、內化到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特殊群體，就會像絢麗的陽光折射出五彩光芒，展現出不同的基本價值觀。

　　范圍小一點，核心價值觀的特殊性要求就相對多一點，范圍大了，核心價值觀的普遍性要求就相對多起來。我們有三個范圍的大團結，即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基礎，實現大陸范圍人民的團結﹔以擁護祖國和平統一為基礎，實現大陸同胞與港澳台同胞的團結﹔以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基礎，實現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的團結。團結的范圍越大，存異的東西就越多。全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當然是要“求同”，但覆蓋面越大就越要有包容性，有必要的“存異”。要處理好特殊性與普遍性結合、求同與存異結合的問題，才能成為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要素的“核心價值”。

　　第三，作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要求把科學清晰與適當模糊統一起來。

　　中華民族歷來是信仰充實的民族，是最講信義的民族，是重“君子”輕“小人”的民族。但我們在經濟社會轉型中，確實感覺到了道德危機和價值觀的嬗變、劇變。在大家都奔錢而去的過程中，出現了道德的迷失和信仰的錯位。講“核心價值觀”，就不能不去關注重建信仰、充實精神支柱的問題。

　　共產主義信仰是一種科學信仰。科學信仰，需要科學理念來論証、來支撐。怎樣把科學信仰變成精神信仰？信仰的支撐，僅靠科學的論証、理論的徹底是不夠的，還要靠敬畏。人，總是要有一點敬畏之心的。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那是講不信鬼不信神需要的思想狀態。但不能放大為人什麼都無所畏懼。共產黨人不敬畏神靈，但要敬畏歷史，敬畏人民。“君子終日乾乾，朝惕夕厲，無咎”。

　　有了敬畏，才有自律。馬克思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隻有道德主體將道德規范內化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轉化，才能成為有效的道德規范。有了自律的基礎，相互的他律——道德規范，社會公德，法律法規，才有實施的可能。

　　於是，我們提煉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就要注意這個鏈條：“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規范）——他律（公德、法規）”，給“信仰”、給“敬畏”留下空間。不是論証清楚了才有敬畏之心，而是無條件、沒商量地常懷敬畏之心。這樣的“核心價值觀”，才能高懸於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眾星拱之”。

　　第四，作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要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不宜“局部生病、全身用藥”。

　　對社會上越來越嚴重的道德淪喪、信任缺失的現象，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如果不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就沒有說服力，沒有生命力。

　　市場經濟中的每一個“經濟人”追求利潤都難免導致金錢至上，把精神、信仰物化，把誠信、道德拋棄。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要面對在資本營利和個人謀利這兩個“起點”被啟動、激活后，人們如何提高自我約束力和道德水平的實際問題。誠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所言，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

　　當前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緊迫、實在的課題，就是建立我們自己的、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倫理”，把“資本”的沖動與“誠信”的建構成功結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實做人，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社會氛圍，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范。提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能不在這個方面對症下藥。

　　十人中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總得使有德的人多起來，總得讓道德的土壤厚起來。古人說“厚德載物”，其實“厚德”，才能承載市場經濟。當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要重在“厚德”。

　　第五，作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要有壓力驅使人付出，也要有動力誘導人獲取。

　　我與《江澤民傳》的作者、美國的庫恩先生討論，他說，你們的價值觀不斷要求人們付出、奉獻，這是對的，但還要讓人知道隻有這樣做，才能獲取。既有付出的要求、又有獲取的希望，這樣的價值觀，才有動力和張力，為更多的人所接受。此話有理。從社會整體來看，主張“為人民服務”，當然要強調“我為人人”，但並不因此就否定“人人為我”。如果要求個人無條件為集體犧牲一切，甚至放棄合理正當的利益追求，這種無視個體權益的“集體主義”何來感召力，又何來“可持續發展”？

　　但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個口號，提過、又放下，批了、再提倡，再提了、又再放下。如此輾轉反復，其中的不明之理，難言之隱，應倡之義，值得琢磨。

　　第六，存在決定意識，作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的產生，要求社會存在具有凝聚和形成共識的基礎。

　　非常時期的特殊的社會存在，相對比較容易凝聚和形成共識。比如，拯救民族危亡——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革命時期——唯有犧牲多壯志。

　　但當前的社會存在卻是，我國已進入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改革攻堅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民主法制意識明顯增強，政治參與意識明顯增強，對自我價值的實現，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有著強烈的期待。這樣的社會存在，既強烈地需要凝聚和形成共識，又因多元多樣多變而難以凝聚和形成共識。這就大大增加了提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難度。

　　綜上所述，從應遵循的規律、應洞察的情勢來審視，至少有六對矛盾制約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煉。既然如此，大家都等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煉出來，才去推動文化發展改革，就會陷入困境。為此，能否退而求其次，“新的探尋著，老的也不丟”，“局部鮮明個性，整體刪繁就簡”？例如，湖南岳麓書院的中堂裡，鐫刻著“忠、孝、廉、節”四個大字。今天，同樣可以強調“忠”——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強調“孝”——敬老感恩，報答社會﹔強調“廉”——崇尚廉潔，鄙夷貪腐﹔強調“節”——節儉奮斗，節制私欲。“忠、孝、廉、節”四個字的價值觀，好像很輕鬆地就超越了前述的六對矛盾，講者容易說清，聽者容易記住。雖然不夠全面、也不大先進，未必能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但也不失為當今社會——當然是社會主義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價值。

　　提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把握規律，循規而行﹔多方探索，不急不怠﹔鍥而不舍，金石可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