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具有社會治理的功能。“古人結繩而治，后人易之以書契”。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關於文化與社會治理關系的描述。也就是說，人類創造和生產文化是為了有效地克服和解決人與社會之間出現的問題，具有疏導、宣泄、溝通的意義。當文化的這一本質功能發展到現代社會，文化產業則具有了國家文化治理工具和手段這一功能。

　　文化管理是國家通過建立規章制度對文化行為進行規范化，對象是文化行為，主體是政府﹔文化治理是國家通過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與解決國家發展中的問題，對象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主體是政府+社會，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社會參與共治。管，具有法律和行政的強制性﹔治，則更突出人和社會的自主性。治，是針對問題的解決與克服，具有很強的彈性，而管則是基於一定的價值尺度對人們的社會行為做出規定，具有很強的懲戒剛性。

　　精神和文化的治理作用並不是今天才被人們認識和發現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中國古代關於文化治理性在戰爭中的運用。“四面楚歌”既是對文化應用於解決戰爭問題的生動描繪，同時也是對“楚歌”這種文化產品形式巨大影響力的生動揭示。孔子聞韶樂而三月不知肉味，可以說是對文化產品作用於人的深刻描繪。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較早就發現了文化產品生產與國家文化治理之間的關系。孔子的以仁治天下的觀念，可以說是一種國家文化治理觀。以文化的興廢治亂來考察國家的盛衰存亡，也因此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國家治理方法論。

　　通過文化產品平衡不同人群之間的社會需求，可以有效地消解社會心理壓力、疏導社會情緒。通過政府採購，把滿足於個人消費的文化產品轉移成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可以有效地實現財富的二次分配，消除文化分配鴻溝。作為國家治理的文化產業，平衡與協調人、社會、國家三者之間的文明互動關系。因此，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作為國家戰略和政策的提出，本身具有國家治理的性質。服務於經濟和文化，服務於社會和民生，是發展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治理性需求。

　　文化治理是文化價值觀和文化生存方式的有機統一。如果文化價值觀與人們的生活方式相分離，或者說意識形態與人們的生活方式相脫離的話，是不可能生成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一個國家的文化治理能力，首先表現為高度的吸引力和認同力，由此形成人們內在精神生活質量和外在物質生活滿足的完整統一，形成對自身生活狀態和質量的自豪與滿足。

　　文化產品是生產和形成文化影響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核心來源。尤其是感召力，它是一種能再建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它也是文化治理能力的核心，如果不能形成感召力，則不能形成文化治理能力。一個有特色的旅游景點，在市場營銷的層面上也許具有吸引力和影響力，具有經濟治理性，但並不一定構成精神上的感召力﹔也就是說，它不會使人轉變和改變他的精神信仰，從而具有文化的治理性。因此，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那種“旅游+地產”的發展模式和開發模式所生產的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文化治理能力，沒有構成本質上的國家文化治理，更談不上建構。但是，它在國內的文化旅游市場上卻是有影響力的，也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被業界看做是一種可以復制的商業運營模式。旅游產品是可以形成文化的意義符號而具有感召力的，然而，迄今為止，在中國主題公園項目的開發中，還沒有一個創造出像“米老鼠”和“唐老鴨”那樣具有標志性的文化旅游產品、文化形象和文化符號。而這恰恰是美國在有效地實施全球文化治理的戰略進程中最為成功的案例。“1996年，文化產品（電影、音樂、電視節目、圖書、期刊和電腦軟件）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品，第一次超過了包括汽車、農業、航空和國防在內的所有其他的傳統產業。”這是被國內文獻引用最為普遍的資料，用以証明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性。但是，人們在實踐中也普遍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在這一組被無數次引用的數據中，它的關鍵詞是“電影、音樂、電視節目、圖書、期刊和電腦軟件”這樣的文化產品﹔同樣，在迄今為止的有關美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中，也還沒有發現美國把“文化地產”所形成的增加值統計在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國家文化治理是通過它的文化產品生產和以內容為核心的強大文化產業所建構的。美國文化產業GDP是以文化產品的內容生產和輸出生成的，而不是由“文化地產”和“旅游地產”的GDP生成的。土地是財富之母，但不是文化之母，更不是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生成之母。人才是一切文化之母。沒有以文化內容的創造性生產為主體功能的文化產業發展，而隻有“文化地產”的大規模開發，包括那些以文化產業的名義大肆圈地、建設文化產業園區所形成的投資性和投機性的“文化產業GDP增長”，都不可能形成國家文化治理能力。

　　因此，發展文化產業的目的不是為了經濟，而是為了完善國家治理，是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價值性轉換，進而改變和重塑國家治理模式。這就是當今中國的國家文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