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跨學科研究很艱難。首先是在語言層面，每個學科使用不同的概念符號，如果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基本上很難交流，經濟學同哲學講話或哲學同經濟學講話就如雞同鴨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層面上的困難。其次是學科的性質與興奮點不同。比如，經濟學和法學，現在雜交出了一個法經濟學，但這個法經濟學自我發展的能力特別弱，問題也時而混淆。法學基本上以正義為主，經濟學以效率為主，這樣兩個范式放在一起，就很難有生存能力。再次是每個人的興趣和價值觀不一樣，它使得跨學科對話往往偏離知識傳統。

　　跨學科對話雖然困難，但不是不可能。可能性來自幾個方面：一是我們生活的世界是整體，生活中的問題從來都是整體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哪怕是經濟問題，也絕不只是經濟的。馬克斯·韋伯的研究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不要離開整體來討論一個具體的問題。二是現在也興起了一些可以支撐對話的新平台，雖然這些平台現在看起來還比較弱。復旦大學教授韋森認為我們需要科學理念，形成至少在經濟學領域打開缺口的可能性。比如關於理性問題的討論，在博弈論興起以后提供的一些范式。

　　我個人認為，在推進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對話的過程中，基礎的工作第一就是思想史資源的梳理。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思想史方面的資源沒有梳理好，就很難正確認識和把握思想導師們的思想到底是怎樣超越問題的。根據我個人的了解，在思想史上，至少有三個人非常重要。第一是馬克思，在他的整個體系中，根本無法區分哲學和經濟學，形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社會理論。他開創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制度范式。第二是亞當·斯密，當代資本主義的設計師。如果不對兩人的思想加以仔細研究，就很容易把他們分類，一分類就麻煩了，就形成了經濟學和哲學互不搭界的狀況。第三是馬克斯·韋伯，我認為他是一個社會科學的科學家，他作為旁觀者來建立歷史理論，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思想家。

　　斯密的早期論著——《道德情操論》，就是一個明確的跨經濟學史和哲學史的重要文本。斯密是思想史上的巨人，他到臨死之時還在修改《道德情操論》。還有他的《國富論》，被公認為西方經濟學的經典文本。但是，我們現在也注意到西方的研究發生了另外的傾向，現在的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已經從他的《道德情操論》中尋求理論支持了。在經濟學院開設的課程當中，《道德情操論》是專門的一門課程，主要用來支撐學生對人類的情感行為和經濟行為綜合性的討論。

　　第二個基礎工作是需要面向國際社會科學學術發展前沿。西方學者早就意識到學科前沿問題的重要性，有的學者這些年努力打通了經濟學和倫理學，這在當代社會非常重要。對前沿的了解和理解是支撐國內學者進行對話的重要基礎。浙江大學在2003年成立了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就是想在這兩個方面做一些基礎性工作。我們正在做一些社會科學受控的實驗，社會原本是不可實驗的，但實驗技術的進步使得這種實驗變得可能。比如說對人的實驗分離出同情心，從而對人的理性的假定進行重新反思。利己主義這個假定在經濟學上存在了一二百年。斯密雖然沒有明確地討論經濟倫理，但至少在邊際效益興起后，個人主義方法論指導主觀的效用理論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定基礎上。然而，理性人確實不能很好地解決人類的全部行為，這樣的情況下需要做一個更好的實驗，來分離出理性以外的情感意志，現在很顯然是分離出來了。實際上，在人的所有決策當中，他是同時兼顧著情感和理性的。在博弈實驗中，發現了人的行為當中互惠、同情、對他人痛苦的考慮的一面，而這一思想的真正支撐是斯密的同情理論。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