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迎接黨的十八大，本版“迎接十八大文萃”欄目自即日起陸續刊發一批有分量、高水平的理論文章，梳理踐行科學發展觀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闡釋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黨的創新理論的偉大意義，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敬請關注。——編者

　　當人類進入21世紀，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其發展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傳統發展模式造成的弊端暴露無遺，全球性風險與日俱增，國際社會對新的發展模式的探討蓬勃興起，能否實現科學發展日益成為當今世界的核心問題。中國自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來，把科學發展作為當代中國的主題，科學發展成為引領中國發展的旗幟。在當前日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認識科學發展問題尤其需要廣闊深邃的世界眼光。

　　全球風險社會的來臨，呼喚著與傳統工業社會不同的新發展理論

　　當代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風險社會，這是中國提出並踐行科學發展觀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國際背景。風險社會是對傳統工業社會反思而提出的新概念，它具有與傳統工業社會相比極為不同的特點。

　　1986年貝克出版《風險社會》一書，引起學術界對風險社會理論的廣泛關注。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更多的是指現代性的某一階段，“現代性正從古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脫穎而出,正在形成一種嶄新的形式——(工業的)‘風險社會’”。在這個特殊的階段，傳統工業社會所產生的威脅開始在整個社會中佔主導地位。貝克並且提出了“全球風險社會”概念。他認為，“全球風險社會”的含義可以這樣理解：“那就是運用我們的文明的決策，我們可以導致全球性后果，而這種全球性后果可以觸發一系列問題和一連串的風險。”“現代化正變得具有反思性：現代化正在成為它自身的主題和問題。”

　　在風險社會中，風險具體表現為經濟風險、科技風險、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生態風險等等。經濟風險是指因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各經濟實體在從事正常的經濟活動時，蒙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經濟風險產生的重要原因在於市場競爭中的信息不對稱導致競爭的不合理不可控，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不均衡，在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同時，社會風險也在不斷擴張。更為嚴重的是，財富的分配與風險的產生不具有統一性，這就為新的風險的產生制造了條件。金融風險是經濟風險最主要的一種表現形式。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典型例証，其影響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危害程度之深，是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前所未有的。

　　我國目前正處於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時期，作為一個后發追趕型現代化國家,我們比發達國家要面對更多的發展問題。一方面，我們要面對短時期內對資源與環境的高強度的開發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另一方面，我們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發達國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完成的社會變革。這就會造成一種時空壓縮現象，也就是說，傳統發展問題與現代發展問題在我國目前改革開放的關鍵歷史時期聚集在一起。從風險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僅面臨大量傳統風險的挑戰，又不可避免地要應對一些現代風險的挑戰。1998年的特大洪災與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的“非典”，以及2008年南方特大雪災、汶川大地震與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這些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風險社會距離中國其實並不遙遠，我們已經無可回避地面臨風險社會帶來的嚴峻挑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踐行正是我國應對全球風險社會來臨的必然要求。

　　為何國際范圍的發展模式之爭聚焦於中國

　　伴隨著生態惡化、環境失衡、資源枯竭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傳統的西方經濟發展模式把世界各國的發展帶進了進退維谷的困境，也給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如何發展不僅引起了國人的深刻探討，也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這種狀況使得中國成為了世界范圍內發展模式研究的一個聚焦點。

　　把中國作為世界范圍內發展模式研究聚焦點，首推由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R·布朗提出並掀起的B模式與A模式之爭。布朗2003年在《B模式：拯救地球 延續文明》一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姑且稱之為A模式），使世界走上了導致經濟衰退並且最終崩潰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經濟的持續進步，就必須轉向新的道路——B模式。”布朗認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經濟龍頭之一，其成功經歷值得大書特書。但他同時提醒，要想有效地發揮這一作用，就需要在重要領域做出正確的決策，其中包括在能源開發、農業發展和交通運輸諸方面。B模式與A模式之爭，受到了中國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是我們研究科學發展觀提出背景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國際因素。

　　另一個把中國作為世界范圍內發展模式研究聚焦點的事件，當屬“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之爭。“華盛頓共識”，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根據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經驗提出來並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北京共識”，是由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喬舒亞·庫珀·雷默提出的描述中國獨特發展模式的用語。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變得格外突出。特別是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隨著我們黨一系列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的新思想、新舉措的出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面貌煥然一新。正在為破解發展難題而絞盡腦汁的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投來了贊許的眼神，一時間研究和借鑒中國發展經驗成為了國際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起的對“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比較和討論，集中反映了世界對中國發展模式的關注。

　　2004年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概念，指出，“中國的新思想在國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在有一個強大重心的世界上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我把這種新的動力和發展物理學稱為‘北京共識’。它取代了廣受懷疑的華盛頓共識。”雷默把“北京共識”的基本內涵概括為三個定理：一是重視創新﹔二是建立可持續和平的發展模式﹔三是構筑自主的國際關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布朗出版《B模式:拯救地球 延續文明》一書的時間和雷默寫作《北京共識》的時間，都是在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前后。盡管兩者關注的重點和對中國發展的褒貶各不相同，但都對中國的發展及發展模式給予了充分的重視，都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此后很多國外學者也都強調指出，“中國模式本身還處於發展和變化過程中”，“中國模式的崛起不僅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世界的發展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也具有參考意義”。這些有關發展模式的討論實質是世界對中國發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關注。21世紀的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這樣的發展，成了舉世關切的焦點。這種關切無疑構成了研究科學發展觀需要予以重視的國際因素。

　　國外發展觀演變的啟示

　　發展觀是發展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人們對發展問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什麼是發展”、“為什麼要發展”、“怎樣發展”、“為誰發展、靠誰發展”、“如何評價發展”是發展觀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隨著世界各國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發展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發展觀也經歷了不斷演變的過程。大體說來，國外發展理論依據其對發展本質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四代不同的發展觀。

　　第一代發展觀的形成始於二戰之后。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理論成為了發展理論研究的主流。這些理論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儲蓄和投資是落后國家發展的主要動力。當時發展經濟學家還沒有把“發展”與“增長”兩個概念區別開來。他們共同堅持的基本觀點是：發展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問題，把經濟蛋糕做大，就會導致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因而，他們都把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作為評判發展的首要標准。

　　第二代是強調社會變革的多維發展觀，這種發展觀源於對第一代發展觀的反思。人們普遍認識到，僅有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還遠不能反映和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經濟發展本身的研究推動了政治發展、社會發展問題等多方面問題的研究。許多發展理論研究者，包括發展經濟學家們開始對把發展等同於增長的發展觀進行反思。在上個世紀70年代，發展觀念已開始從單純的經濟增長向減少和消滅貧困、不平等和失業方面轉變。這種多維發展觀強調必須把發展看做是涉及社會結構、人的態度和國家制度以及加速經濟增長、減少不平等和根除絕對貧困等主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

　　第三代是強調生態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觀，這是20世紀發展觀演變中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1972 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針對長期流行於西方的高增長理論進行了深刻反思，富有挑戰性地提出了“增長的極限”問題，首次提出了“持續增長”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發展”的概念。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裡約熱內盧召開。在這次大會上，世界各國對可持續發展達成了共識。這次會議的歷史功績在於，讓世界各國接受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針，並在發展中開始付諸實施。這是人類的一次深刻反思，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人類面臨的必然選擇。

　　第四代是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觀，進一步把發展觀的視角從“物”轉向了“人”，轉向了人的需求的滿足和人的發展。1983年，聯合國推出法國經濟學家佩魯的著作《新發展觀》一書，此書提出了“整體的”、“內生的”、“綜合的”新發展理論，並稱之為“新發展觀”。這種新發展觀綜合了“人的發展第一”和“基本需求戰略”等觀點，強調經濟與政治、人與自然的協調，將人與人、人與環境作為主題，提出發展應以人的價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潛力的發揮為中心，旨在滿足人的基本需求，促進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共同體成員的全面發展。

　　國外發展觀的演變是一個從單維的經濟增長轉向多維發展、從隻顧當代發展轉向兼顧當代和后代發展、從重物輕人的發展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的過程，對我國提出科學發展觀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但是，由於缺少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指導，國外發展觀演變亦有不少缺陷，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表明，現代化除在少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取得重要進展，在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了停滯和衰退，整個80年代被稱為“失去的十年”，而90年代則被稱為“危機的十年”。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上世紀90年代有54個國家人均收入下降，更有21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標下跌。這種狀況不能不引起人們對這些形形色色發展觀的反思。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中國共產黨人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指導下，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的有益成果，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創造性地回答了“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將繼續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向著民族復興宏偉目標不斷邁進。

　　（作者為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