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價值意義在於，提供一種有效解釋真實世界領域重大經驗事實之間的因果及機制性關系。20世紀50年代以來，理性選擇理論在政治科學研究領域內的擴張性發展，可以看做尋找所謂普遍性研究結論的努力。該理論對於政治學研究的貢獻在於，構建了一種解釋不同層次行動者之間政治與經濟互動的微觀機制，並力圖以此來准確把握客觀世界的真實法則。

　　理性選擇理論的“反歷史”傾向

　　然而相較於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缺乏足夠的可觀察性、可試驗性和可驗証性，再加上真實世界的復雜性狀況，因此所謂普遍的社會科學研究結論往往遭致質疑。在評議政治學研究中理性選擇理論所取得的成就與缺陷時，唐納德·格林等人認為與其抽象推理所對應的是經驗能力的嚴重不足。這種經驗能力匱乏的突出表現即是其“反歷史”的研究傾向。它並不重視行動者進行選擇時所面臨的結構性要素，在模型構建與分析過程中也沒有考慮歷史因素的作用。理性選擇理論家認為，隻要是在人類行為領域，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分析政治結果的研究路徑就應該是普遍化的。

　　近年來，分析性敘述在方法論上的創新可以看做修正理性選擇理論病症的反應。該方法最大的特征是將歷史案例的研究置入傳統的理性選擇分析中，通過歷史敘述的方法與博弈理論的推理相結合，修正傳統理性選擇理論的“反歷史”傾向。分析性敘述之所以對修正理性選擇理論保持興趣，在於它接受了理性選擇理論關於制度的看法，將制度理解為一種行動者策略互動的均衡狀態。因此，分析性敘述的主要興趣是提供一種解釋和理解制度起源與變遷的路徑。不同的是，分析性敘述更加關注如何將理性選擇理論的一般假設作歷史性的檢驗。

　　更具歷史特征的分析性敘述

　　從制度研究的方法論譜系來看，分析性敘述對制度變遷中的沖突斗爭、妥協交易、制度依賴、關鍵性事件、制度原始條件的關注，與制度經濟學以及歷史制度主義並無顯著差異。作為將歷史比較研究與理性選擇模型結合的嘗試，其特點主要表現在案例選擇標准與一般過程上。

　　分析性敘述對案例的選擇是比較苛刻的。首先，它傾向於選擇那些適合進行建模的案例，構建的模型必須能夠有效地展開主要行動者之間圍繞理性所進行的策略互動。參與者的數量有限，且其偏好、利益以及行動准則相對來說是可預見的和明晰的，以此增強研究結論及變量間因果機制的信度。其次，分析性敘述雖然關注外在性變量、偶然條件以及各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但還是盡量選擇那些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內不確定性較低的案例，或隻考慮那些最為重要的不確定性的影響。再次，分析性敘述和理性選擇理論一樣，都強調順序的重要性。因此，所謂的敘述是對歷史進程連續性的表達，這種敘述越是詳細清楚，對於一般假設的檢驗價值越高。

　　分析性敘述對於一般理性假設的檢驗是非常復雜的，它貫穿於敘述的始終。首先，分析性敘述根據選取案例的制度背景，從中清理出主要的行動者以及決定制度結果的根本性要素，以此來確定自己的研究假設。其次，干擾性因素的存在導致研究者不斷停下來思考研究假設的合理性程度。如果研究假設並沒有構成嚴重的沖擊，則偶然因素要被納入分析之中﹔如果偶然因素嚴重損害了假設的合理性，則應該否定之前的研究假設，再選擇一種解釋力更高的研究假設進行檢驗。再次，在研究結論的一般化階段，分析性敘述特別注重對於關鍵節點的分析。這時，分析性敘述注重即時性因素檢驗的重要性，而且要保証即時性因素與連續性因素邏輯基礎的一致性。

　　在建立模型進行推理、強調行動者理性選擇的制度影響方面，分析性敘述與理性選擇理論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分析性敘述更加重視演繹、歸納和重述的結合，而不僅僅是演繹﹔更注重對行動者理性選擇的邏輯進行反復檢驗，而不是將這種邏輯視為前后一致。因此，通過修正理性選擇理論，分析性敘述所推崇的理性選擇更加具有歷史特征，並拒絕研究結論普遍化的傾向。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