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了。七十年來，它像一面鮮艷的旗幟，指引著中國革命文藝前行的航程，同時也像一塊真理的燧石，越敲打撞擊越閃爍出耀眼的火花。

　　《講話》中的許多話語，今天重新讀來，依然感到精准、適用和深刻。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它緊密結合中國實際，確實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用活了。

　　筆者認為，《講話》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歸根結底是由其理論功績造成的。這種功績，可以把它概括為三條：一是徹底地解決了作家藝術家與人民群眾結合的問題﹔二是高度重視創作主體的世界觀和思想感情對文藝創作的功能與價值﹔三是創造性地揭示了作家藝術家審美情感實現的新方法和新途徑。這些問題的解決在人類文藝思想史上，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史上都是帶有原創價值的。

　　不過，這些問題的解決須得有個前提，或說須得圍繞個中心，這個“前提”和“中心”就是要先弄清楚我們的文藝是給誰服務的？用《講話》的說法，即“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對此，《講話》給出的答案是：“無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這裡的“首先”二字，既深刻又辯証，因為它把“為什麼人”中的一般與特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等問題，都合理地解決了。《講話》一方面講文藝要為“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 一方面講“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這樣，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學界有人反感和非議這個“首先”，那多半是出於誤讀和曲解。

　　眾所周知，當前文藝創作中存在某些精神匱乏、內容空虛、脫離生活、價值傾斜、缺少理想、境界低下的傾向，一些作品散發著過度的商業氣息。這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藝術家素質造成的，但深究起來，無不是在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的結果。從這類文藝作品的背后，我們是不難透視和辨析出它到底是寫給誰看的，想掩飾也掩飾不住。這就是“為什麼人”問題的“根本”性和“原則”性之所在。

　　在市場經濟、階層分化、物欲橫流的條件下，我們的文藝還要不要表現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還要不要表現社會底層和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文藝的服務對象還應不應當包括他們？這不應該是個問題。重讀《講話》，會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