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史上一個裡程碑式的文獻，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核心，它的靈魂，是對文藝與人民關系的科學論斷。這種論斷，至少包含了八個相互聯系又層層推進的重要部分：其一，要以為人民而創作作為根本的“立足點”﹔其二，要把“人民生活”看做最重要的創作源泉﹔其三，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做“群眾的忠實代言人”﹔其四，要把人民大眾作為“人類歷史的創造者”加以表現和謳歌﹔其五，為“便於”人民接受，要採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其六，文藝作品要“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其七，“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如何”﹔其八，把文藝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即社會效果作為衡量文藝作品成敗得失的最終標准。如果說《講話》對文藝與人民關系的這種系統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重要開拓和推進，那麼，《講話》提出的社會效果論則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史上一個嶄新的創造，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和新的生長點。

　　《講話》誕生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艱難的年代，但因為深入把握了進步文藝發展的客觀規律，《講話》對文藝與人民關系的科學論述包括社會效果論的基本精神是穿越時空的，具有長久的指導意義。正因如此，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黨中央在明確提出以“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我國文藝工作的總方針之后，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又反復強調：包括文藝部門在內的一切精神生產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標准，在這個前提下，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直至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又明確重申“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2011年11月22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第九次文代會和第八次作代會的講話中同樣強調“要增強社會責任感，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這些都是和《講話》精神一脈相承的，並賦予社會效果論以新的時代內涵，為當代我國文化事業、文藝體制改革、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在《講話》精神指引下，在中央的正確指導下，我國文藝工作在貫徹“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實踐中所取得的歷史性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越來越多的文藝家、文藝單位自覺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又力爭實現兩個效益統一的行動進一步証明了社會效果論的正確。無須諱言，在國內外各種思潮的相互激蕩下，在創作主體和藝術生產、傳播單位的紛繁選擇中，也出現了一些顛倒兩種效益關系乃至曲解“社會效果”本身的主張和做法，需要認真加以辨析。筆者在這裡結合對《講話》的重新學習，嘗試分析一下兩種主張。

　　有一種主張說：“作品是給人看的，票房價值、收視率就是效果，票房價值、收視率越高就証明社會效果越好。”我以為，這種說法首先抹煞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根本區別：如馬克思所說，在物質產品的交換中，價格總是圍繞著價值上下浮動，“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但在精神產品的交換中，很多時候都會出現“價格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在當前我國文化市場中價格與價值背離、逆反、倒挂現象層出不窮的情況下，怎麼能將票房數字、收視率與社會效果等同起來呢？進而言之，《講話》所講的社會效果，並不是指一個作品究竟有多少人看，而是指人們看了作品后的“社會實踐及其效果”，即讀者和觀眾看了作品后精神上行動上有什麼變化，精神境界提高了還是降低了，行動更積極了還是變消極了。《講話》中講得很清楚，最好的社會效果就是“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胡錦濤同志也多次強調，文藝作品社會效果的目標是“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當代中國文藝要成為激勵人民前進的力量”。試問，那些專門靠感官刺激、庸俗搞笑的爛小說和爛片，那些專門消費歷史和經典乃至把楚漢相爭歸結為劉邦和項羽爭奪虞姬的“作品”，那些用挑逗做法引得全場狂歡亂叫的演出，它們中確實有不少賺足了票房和收視率，但它們在讀者和觀眾的精神上行動上產生的是什麼影響？能指望它們去提高民族素質、激勵群眾推動歷史前進嗎？無疑，這個並不復雜的問題被搞得如此混亂，根本原因在於有些人已經偏離了為人民服務的立足點。

　　另有一種主張說：“評獎就是對社會效果的一種評價，凡是獲獎作品都是社會效果良好的作品，是對社會效果的蓋棺定論。”是的，評獎是對文藝作品的一種社會評價，在通常情況下，多數獲獎作品的社會效果都是比較好的。但是，不能把評獎中獲獎與社會效果完全等同起來，更不能蓋棺定論。其一，評獎過多過濫的情況依然存在，有些未經統一規范的評獎，在評委會組成、評選標准和評獎程序上都存在問題，獲獎作品經不住社會檢驗的情況時有所見。其二，即使在中央主管部門統一規范的評獎中獲獎，還要看獲得的是作品獎、重要單項獎還是次要單項獎（包括技術獎），有些獲次要單項獎特別是技術獎的作品，整體的思想藝術質量和社會效果並非都好。其三，有些參加評獎的作品系剛剛面世，獲獎只是評委們的一種判斷，包括獲大獎的作品在內，不一定每個獲獎作品都能經得起此后“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的檢驗，經不住檢驗乃至惹出麻煩的事例並不鮮見。其四，在國外評獎中獲獎就更加不能一概而論。人所共知，因文化立場和政治背景的不同，有些評獎專找我國主管部門沒有審查通過和人民群眾批評的作品給獎，目的就是要挑戰我國的主流價值觀和民族尊嚴，能說這些作品的社會效果都很良好嗎？

　　作為衡量文藝作品成敗得失的最高和最終的標准，真正的社會效果隻有一個，那就是看作品在廣大讀者和群眾的精神上行動上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能否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這種真正社會效果的實現需要接受時間的檢驗，還要建立科學的監測方法，以防止被收視率和各種評獎牽著鼻子走。結合新的形勢和任務重溫《講話》的科學論斷，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社會效果這個最高檢驗標准，更好地貫徹“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