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劃時代的文獻。今天，當我們紀念它發表七十周年的時候，愈益感到它的重要性和深遠的理論影響。

　　馬克思主義開辟了人民為社會主義未來而斗爭的新時代。在馬克思主義的引領下，一個半多世紀來，人民革命風起雲涌，世界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歷史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在幾經曲折的全球社會主義運動中，顯示了馬克思主義與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光輝范例，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熱切關注！文藝歷來與政治存在密切的關系。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是跟社會主義文藝運動相伴而起，相伴而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新時代的文藝發展曾有過許多論述，在文藝本質論、文藝創作論、文藝功能論、文藝發展論、文藝生態論、文藝批評論等方面對文藝理論做過深刻闡明。《講話》雖然發表於1942年的陝甘寧人民革命根據地，由於它總結了“五四”以來中國革命文藝的新經驗，面對了當時革命文藝所出現的新問題，它不但繼承和發揮了此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思想，而且在許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對此后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革命文藝運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講話》著重闡明的是文藝為什麼人和如何為的問題。歷史上的文藝，自從進入階級社會，基本上都是為少數統治階級及其利益服務的。而當世界進入為爭取人民當家作主和社會主義前途的年代，文藝為什麼人和如何為的問題，必然成為關系文藝歷史方向的根本問題。《講話》提出文藝必須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不僅基於馬克思主義的“以人為本”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也基於新的歷史時代的社會發展的規律。列寧早就指出，文藝必須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服務。但如何為的問題，結合實踐去做理論上的透徹闡明，正是《講話》的新貢獻。《講話》對文藝與現實生活，藝術美與現實美，文藝與政治，完美藝術形式與革命政治內容，文藝的繼承、借鑒與創新，創作主體的世界觀與藝術方法，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文藝的普及與提高，文藝創作中的歌頌與暴露，以及人性與階級性等系列關系問題，都做出辯証的論述，深刻地揭示了文藝的諸多規律，並使文藝如何為人民的問題得到系統性的解決。其中最重要的是闡明文藝與現實、文藝與政治、文藝內容與形式、文藝繼承與創新的關系。

　　《講話》一方面反復強調現實生活是文藝創造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作家藝術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深入群眾，以保証自己的創作源泉不致枯竭﹔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文藝與現實生活、藝術美與現實美的區別，提出藝術美可以也應該高於現實美的論斷，認為藝術美應該“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這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反映存在又反作用於存在的辯証唯物主義原理，既充分重視創作主體的能動作用，又指明主體對於客體的依存，從而對能動反映論美學和文藝是審美意識形態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辯証闡明。

　　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歷史上既密切又復雜。《講話》既指出兩者關系的密切，認為“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 又能“反轉來給予偉大影響於政治”，又指出兩者的區別：“政治並不等於藝術。”分別提出文藝批評的政治標准與藝術標准，要求文藝作品“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政治是經濟利益的集中表現。在階級社會中，政治又是階級斗爭的重要形式。正因此，絕大部分文藝都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從更寬泛的意義上，如孫中山所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它更不能不涉及每個人的權益。文藝家總要生活在一定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府管理的社會之中，文藝家本人也總有一定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思想信仰以及相應的感情愛憎，並或明或隱地表現於自己的創作中。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受制約於政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自然，文藝的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豐富多彩，並非所有文藝作品都有政治內容，都能為政治服務，但許多文藝作品又確能為政治服務，沒有政治內容的作品也非一定沒有政治作用。因此，鄧小平鑒於歷史經驗，申言為避免政治對文藝的不適當干預，不再提文藝從屬於政治時，又指出，“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講話》所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在抗日戰爭和國內政治矛盾空前尖銳的年代，那是符合歷史現實的。《講話》要求文藝家分清是人民的進步的政治，還是反人民的反動的政治。這對於所有文藝家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到了和平建設年代，歷史環境和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關系發生變化，在新的時代，不具政治內容的娛樂性文藝產品會增多，這類產品隻要審美趣味健康，有益於人們精神世界的豐富和社會穩定，總體上也符合這時期的根本政治目標，即社會主義的利益。全面認識文藝與政治又相聯系又相區別的關系，對於我們今天文藝的大發展大繁榮，仍然十分重要。

　　文藝作品所以會產生不同的形式，從根本上說，正是由內容決定的。而文藝內容總有一定的思想傾向性，它通過影響讀者的思想和行為而作用於社會及其文化思潮，乃至經濟基礎的變革。《講話》既重視文藝的完美藝術形式的創造，同時，又十分重視文藝的思想內容，而為此，又強調文藝家必須解決世界觀和主觀思想情感問題，主張文藝家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社會，並在深入人民的斗爭中，與人民群眾相結合，改變自己與革命人民群眾格格不入的舊的思想感情。《講話》還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都涉及作品內容的思想傾向。毛澤東在闡明對於我國和外國的傳統必須批判地繼承和借鑒的同時，還提出要反對“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這與他建國后強調藝術創新，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是一致的。

　　在當今中國，我們要做到文藝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服務，很大程度上就是正確處理文藝與現實、文藝與政治、內容與形式、繼承與創新的關系，使我們的文藝作品能夠深刻反映時代的現實，表現促進歷史進步的思想內容和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並勇於拓新文藝的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從而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審美需要，激勵和鼓舞人民群眾去為社會主義美好未來而斗爭。因而那種隻強調創作主體的作用而拒絕深入生活的觀點，那種混淆文藝與政治的區別，要求一切文藝都為政治服務或籠統主張文藝脫離政治的觀點，那種輕忽思想內容而單純追求形式的觀點，或者隻事“橫的移植”，輕視“縱的繼承”，不求民族形式和特色的“創新”的觀點，都不是正確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們的思想情感客觀地存在多種傾向，這就更加突出正確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和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必要性。特別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向全球擴散和滲透的歷史情境下，不同世界觀、歷史觀和價值觀的斗爭仍然尖銳，我們就必須格外重視文藝產品的思想內容的先進性，重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揚民族優良傳統和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提倡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人道主義，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享樂主義。

　　由於《講話》多方面揭示了文藝的規律，特別是文藝如何為人民的規律，它一發表就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不但影響到解放區和全國的文藝，而且新中國建立后被奉為我國文藝發展的指針，並被許多國家翻譯過去，對世界革命文藝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今天紀念《講話》發表七十周年，更要深入學習和發揚《講話》的精神，以促進我國文藝和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