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的新界說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是：“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接著寫道：“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從這裡可以看出：

　　第一，《決定》從中華文化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提煉出了關於“文化”的界說（定義）。過去我們熟悉的關於“文化”的界說，是從西方人類學研究成果中輸入的，認為“文化是一種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將文明與文化聯系起來，是有道理的，但是，這個界說沒有直接闡述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生衍發展的聯系，未能揭示出中華文化的特質。從中共十五大開始，經十六大，到十七大，再到十七屆五中全會和六中全會，黨中央和我國學術理論界的專家們，一直在研究如何准確地表述中華文化的特質。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文化是民族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六中全會將文化與民族復興、建立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整體素質結合起來，這就使“文化”具有了更大的民族親和力和實踐指導意義。

　　第二，關於“文化”的界說，即民族的血脈，肯定了中華文化連綿不斷，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其起源是在炎黃時代。炎帝族和黃帝族是我國史前兩個關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他們對后來中華民族的生衍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中國考古學告訴我們：新石器仰韶時代后期和龍山文化時期，是中國文明的起源時期，而炎黃時代就在這個時期內，因而中華兒女被稱為炎黃子孫。黃帝陵在今陝西省黃陵縣境內，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后，這裡便成為炎黃子孫們拜祭人文初祖黃帝的地方。前不久，陝西西安還召開了清明祭黃帝陵學術研討會。我們今天祭黃帝陵，不是把黃帝當成神靈，而是在肅穆的氛圍中，追思中華民族先輩們如何克服艱難險阻、創造文明、造福子孫，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振奮民族精神，迎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三，“文化”界說中的“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源自黨的十七大。十七大報告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從四個方面加以論述，其中第三個小題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包含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創造新的社會主義文化，並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將此寫進關於“文化”的界說中，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文化界說之所以重要，因為它闡述了文化的力量，而這一點往往被人們所忽略。什麼是文化的力量？簡言之，文化的力量在於使民族精神得以傳承、凝聚、提升、發展，永不衰竭。

　　不好說什麼時候文化自覺已經達到極限，無法提高了

　　2011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同志在報告中談到我國文化建設的時候，提出全黨應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由此，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這樣的任務：“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裡，文化自覺是指人們對於文化的認識達到一定高度的標志，這是將我國建設成為“文化強國”的核心理念。

　　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中期，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國際風雲變幻的事實，以及世界上文化霸權的挑戰，我國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家費孝通先生（1910-2005）多次闡述國人應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1997年春節，他在北京與朋友們歡聚時，這樣說：“七年前，我在八十歲生日那天，在東京與老朋友們歡聚會上……我說了下面的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文集》第14卷，第166頁，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費老所說“各美其美”是有針對性的，指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肯定自己國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自信心。如果不是這樣，對中華文化持虛無主義態度，那是十分危險的。面對世界，我們應當“美人之美”，即肯定其它民族、國家在文化上對人類的貢獻，吸取他們的長處。費老期望在未來的歲月裡實現“美美與共”——地球上每個國家、民族不分大小，都以自己的優秀文化為人類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費老上述十六字箴言就是他所理解的文化自覺的內容，無須解釋，其時代性是顯而易見的。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理論學術論壇上關於文化自覺的呼聲，反映了人民對文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國執政黨進一步將此提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高度加以闡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在兩個基礎上創造發展的，一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基礎，再一個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基礎，這二者缺一不可。比如，關於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和”源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今天賦予它以新的含義，即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或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決定》關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論述，根據時代的需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稱之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既然是“體系”，就不是一點或是一個方面，要求從多方面、多角度去研究弘揚中國優秀民族文化，這在今年2月15日公布的《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有具體的要求和說明。

　　關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決定》中提出這樣的研究任務：“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我國人文學者們用新觀點新方法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與我國近代大學學制的設立基本上是同時的，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今天能否說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到“頂”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從以往的研究中總結經驗教訓，是必不可少的。從正面看，前人的研究經驗大體上可歸納為兩個方面：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不能脫離時代﹔在研究中應體現和而不同、即博採眾家之長的會通精神，營造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活躍氣氛。前輩學者們潛心探索中華民族精神的真善美，矢志不渝，留下了寶貴的學術成果，這些是我們進一步研究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的起點。

　　以上的論述都可以用“文化自覺”這個關鍵詞來歸納。文化自覺沒有終極，不好說什麼時候文化自覺已經達到極限，無法提高了。前人在文化自覺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供今日借鑒，但它不能代替今人在文化自覺方面的新創造。國家和民族的進步發展促進人們文化自覺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自覺才是文化強國的巨大動力。

　　還要提到，學者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關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會推動對外國優秀文化的研究﹔沒有比較，就不能提煉出特點，文化自覺難以牢固地樹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對外國優秀文化了解得越深，對本國文化會越珍惜，在借鑒和研究上會更有深度，在將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上、將文化精華與糟粕的剝離上會更加科學化。同樣，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研究得越深，對外國優秀傳統文化會越有鑒別力，能夠更加准確地吸收其優質，為我所用。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