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 2011年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指出：“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中國共產黨建黨90多年來，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不但身體力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而且就如何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為全黨繼承和大力弘揚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作出了表率。

　　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列主義的信奉者，但是，馬列主義並非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而提出，其中沒有也不可能有關於中國革命、建設、改革諸問題的現成答案，因此必須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要正確地實現這個結合，最重要、最根本的環節，就是要通過深入翔實的調查研究吃透中國的國情，准確把握中國社會的真性狀，有的放矢地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應用於中國實際。在這方面，毛澤東是最早的倡導者、探索者，也是最成功的實踐者。1930年 5月，在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他說：“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裡，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麼不公道呢？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裡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那麼怎樣才能避免“瞎說”，擁有發言權呢？毛澤東提出：那就要請做領導工作的人“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親自組織了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1956年，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初，他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先后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委的匯報，對全國經濟社會情況進行了一次“摸底”，在此基礎上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初步提出了一套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領導紛繁復雜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也一貫重視調查研究工作。還在1978年6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鄧小平就提出：“我們辦事情，做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聯系本單位的實際解決問題”﹔他要求領導干部到地方了解情況，“不要隨便發表意見，首先要認真調查研究”。由於長期封閉半封閉，此時絕大多數人對國門之外的世界大都一無所知，因此，在“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的強烈呼聲下，這個時期我們黨的調查研究工作，某種意義上是從對“陌生”的外部世界的了解開始的。1978年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僅從1978年1月至11月底，經香港出國和去港考察的人員就達529批，共3213人。鄧小平、李先念等12位副總理（副委員長）也先后21次出訪，遍及發達國家、新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等52個國家。這些集中的出訪和出國考察，是在黨和國家醞釀政策大調整大變動之初，對外部世界的一次大規模的“火力偵察”，它使我們看到了中外經濟科技的巨大差距，打開了國際視野，從而為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和實施做了重要准備。也正是在真實認知中外經濟科技差距的背景下，1979年12月鄧小平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在描述未來20年中國的發展前景時，第一次使用更加務實的“小康之家”這個新概念來代替高標准的“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小康”新概念一經提出，就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反響。“小康”目標是“降低了標准”的“中國式的現代化”。為了驗証這個新構想能否按時實現，他一方面“讓江蘇、廣東、山東、湖北、東北三省等省份，一個省一個省算賬”，進行間接調查研究﹔另一方面，他還於1980年六七月間親赴陝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進行實地調研。1982年黨的十二大正式確定“翻兩番、奔小康”目標后，為了進一步論証“翻兩番”的可行性，1983年2月6日至18日，鄧小平又特地來到有“人間天堂”美譽的蘇州、杭州進行調查研究。調研期間，他向當地干部詳細詢問各方面“數字”，獲取第一手資料。12天的“蘇杭之行”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僅印証了“翻兩番”的可行性，而且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三步走”戰略構想。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面臨空前巨大的困難和壓力。在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1992年春，鄧小平不顧 88歲高齡，親自來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深入工廠車間開展調查研究，發表重要談話，為加快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提出了重要指導方針。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繼續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1993年7月，在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會議上，江澤民專門就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發表講話，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的重要論斷，指出：“歷史經驗証明，各種問題的解決都取決於正確的決策，而正確的決策來源於對客觀實際的周密調查研究。如果不了解實際情況，憑老經驗、想當然、拍腦袋，把自己的主觀願望當作客觀現實，就不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因此，越是領導職務高的同志，越要親自下工夫對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這是別人無法代替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更沒有決策權。”他鄭重提議，縣以上的各級領導同志，尤其是一二把手，一定要帶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是每年至少抽出一兩個月的時間，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親自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在想什麼，盼什麼，歡迎什麼，反對什麼﹔二是要對本地區本部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提出解決的正確對策﹔三是每個領導干部都應親自動手寫調查報告，報告中要有自己了解的真實情況，要有自己對問題的見解，要提出解決問題的主張和辦法。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江澤民進一步指出：“時代在前進，形勢在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努力改進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要深入改革和建設第一線，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問題，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不注重調查研究，心中無數，處於盲目狀態，是不可能履行好領導職責的。多擠點時間學習，少搞一點應酬﹔多做些調查研究，少一些主觀主義﹔多干些實事，少說些空話，我們的領導水平就會提高一大步。”

　　堅持做好調查研究這篇大文章，是我們黨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到黨的十六大，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就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問題，就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問題，多次深入田間農戶、工礦企業、邊防連隊，身體力行調查研究。特別是為了探索解決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黨建設問題，從2000年開始，江澤民更是先后深入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調查研究，親自主持召開了30多個黨建工作座談會，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不僅如此，他還提出，要組織專門力量，就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問題開展調研。根據江澤民的指示，中央抽調了有關部門的80多位同志組成10個課題組到12個省市區進行調研。在此基礎上，江澤民集中全黨智慧，創造性地提出並深刻闡發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建設理論做出了重大發展。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並進一步發揚了我們黨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的傳統。胡錦濤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第一線，圍繞改革發展穩定的一些重要問題，開展系統的調查研究，了解真實情況，掌握工作主動權”。2010年2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進一步要求“建立健全調查研究制度，省部級領導干部到基層調研每年不少於30天，市、縣級領導干部不少於60天，領導干部要每年撰寫1至2篇調研報告”。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胡錦濤再次明確提出，各級黨委要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組織力量開展調查研究，努力回答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近 10年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圍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為黨和國家制定各項大政方針提供了根本依據和正確指導。

　　總之，無論在調查研究的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都率先垂范，為全黨樹立了榜樣。一部中共90年的歷史也表明，什麼時候全黨從上到下重視調查研究，制定的工作方針符合客觀實際，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什麼時候忽視調查研究，制定的政策偏離實際，就會導致主觀與客觀相脫離，使黨和人民的事業遭受損失甚至挫折。因此，加強調查研究絕不僅僅是一個工作方法問題，而確實是一個關系黨和人民的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今天，中國的改革發展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須臾離不開調查研究這個黨的“重要傳家寶”。它需要全黨在學習和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適應新形勢創造調查研究的新手段新方法，不斷提高調查研究的水平和成效，並通過建立和完善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制度，保証調查研究的經常化。隻要全黨首先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能高度重視並切實加強調查研究，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符合客觀實際，我們黨在領導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進程中就能夠不犯或少犯錯誤，就能牢牢掌握駕馭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