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處於社會劇烈變動中的晏陽初、梁漱溟等知識分子，就已經認識到當時中國文化衰微與農業凋敝的內在聯系。當前的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雖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領域，各有其任務和方法，但加以比較，又會發現頗多共同之處。在我們這個具有耕讀傳統的國度，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同構，“耕”與“讀”因改革而耦合，當非偶然。

　　先看改革的主要矛盾。中國文化與中國農業共同經歷了衰敗與振興、轉換與創造，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中獲得了同樣的生機，並一起進入黃金發展期。但在現代化進程中，文化與農業要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趨勢，又都面臨著突出的矛盾。特別是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文化行業與農業一樣處於發展滯后、問題突出、地位弱勢的處境。在觀念上，一些地方或部門領導對農業“口頭重視，口號重視，口水重視”，對文化“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輕農輕文，如出一轍﹔在制度上，文化和農業都存在體制不順、機制不活、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在難點上，都集中表現為“錢從哪裡來，人往哪裡去”，政府投入和社會資本進入均嚴重不足，而且文化隊伍人員分流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重重，除了改革別無選擇。

　　再看改革的基本思路。文化與農業的改革，都在目標上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方法上堅持政府主導和面向市場，在思路上將文化服務與三農服務劃分為公益性與經營性兩大部分，在戰略上將文化改革、農業改革置於開放的環境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背景下，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一些關鍵路徑上也是相通的，比如，塑造市場主體，文化是推動經營性事業單位轉企改制，農業則是開展聯產承包、建立生產經營合作社乃至公司，並加快實現經營性文化門類和傳統農業轉化為現代產業﹔健全市場體系，都要完善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建立現代流通體制，健全市場中介機構，加強市場監督﹔調整產業結構，都提出提高規模化、集約化和專業化水平﹔促進文化或農業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強調因地制宜，鼓勵創新，形成多種方法、多種模式﹔以發展為目的，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或多出文化精品，或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而且在改革過程中尊重群眾意願、維護群眾權益﹔改革管理體制，加快文化、農業行政職能轉換，簡政放權、政企分開，突出服務，建立綜合統一的管理部門或隊伍。

　　第三看改革的保障措施。同樣是由於歷史欠賬多、底子薄、產業化程度低，圍繞文化改革和農業改革的保障政策和措施也很接近，突出扶持的特征和優惠的手段，比如把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放在重要位置，而且加強公平服務平台建設，包括信息平台、投融資平台、交易平台等等，加大財政投入，引導金融、保險業的參與。重視人才隊伍建設，遏制文化人才和農業人才流失，加強人才培訓，特別是培養新的文化能人和種田能手，而且善經營、懂科技、會管理。文化和農業在改革保障上都體現出剛性需求，立法步伐加快，規劃作用突顯。

　　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都具有區別於一般經濟改革的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在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中又是共同的。其一是基礎性。它們在整個經濟社會改革中的基礎地位，是由其在人民生活和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決定的，二者分別從物質和精神層面影響人們基本的生存、發展方式。其二是綜合性。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都涉及多個部門、多個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其三是弱質性。文化與農業都經歷了從社會中心滑落到邊緣的過程，兩種改革是弱勢行業的改革。其四是意識形態性。文化屬於上層建筑，文化產業兼具經濟屬性與意識形態性。農業內容不具有意識形態性，但因其關系社會和諧和公平正義，從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到馬克思、恩格斯都將之作為重大社會問題來對待，在當今中國，更是事關民生、穩定和國家安全，農業問題也是政治問題。這些特殊性影響到這兩種改革的方法與節奏。

　　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都在向縱深推進，還會有更多的契合。最突出的是統籌城鄉發展，這首先是農業改革命題，但也是文化改革命題。通過改革突破制度性的障礙，充分利用城市和鄉村各自的優勢，以城帶鄉，城鄉互補，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無論是對於農業，還是對於文化，都帶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盡管二者的工作性質和方法不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工業化、現代化背景下文化與農業的一次聯手行動，是中國農業和中華文化的一次同步調節和嬗變。

　　揭示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的同構與共識，目的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深化對改革基本規律的認識。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同為改革開放的產物，同為中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開展的改革的組成部分，各類改革當然會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是文化改革和農業改革契合的社會背景，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事實上，文化改革、農業改革與其他領域的改革正是在相互啟發和策應中推進。認識到各項改革根脈相通，有助於在整個經濟社會改革的框架中確定文化改革和農業改革的位置，進一步把握改革的基本趨勢和方法，並將各自的改革有機地整合進中國改革的大格局。

　　二是深化對文化改革和農業改革規律的認識。文化與農業在改革上有著更多的共同話語，當然不是巧合。文化與農業同為最古老的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在中國，悠久的農耕方式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文化，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造就了獨特的農耕文明，也造就了與之相適應的集體心理和社會結構，由此又影響到各種制度的建立和更新，包括文化制度和農業制度。今天的很多文化問題同時表現為農業問題，很多農業問題又有文化問題隱匿其后。與鄉村一道綿延的是文化，與鄉村一道消失的也是文化。這些共同點構成了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的基礎，導致了雙方的殊途同歸，包括共同的機遇、挑戰和推進策略，也決定了文化改革、農業改革是改革中最困難、復雜的部分。這可以解釋何以在整個經濟社會改革中文化解放在先，農業改革也啟動在先，但現在卻雙雙滯后了。尤其是這兩種改革同時作用於農村，則直觀地顯示了消除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的深刻關聯。

　　三是促進文化與農業的結合。文化引領發展已是當今世界潮流，文化體現出向各個領域廣泛覆蓋和深度融合的趨勢。由傳統農耕文明脫胎而來的當代中國文化，也需要在與新農業、新農村和新農民的磨合中保持自己的特色，獲得新的資源和動力。一個時期以來，農業改革與文化改革分別提出“跳出農業抓農業”和“跳出文化抓文化”，表現出共同的開放視野。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可以彼此尋找自己的空間，借力推進，合謀發展。比如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和農村文化產業，必須進入城鄉一體化的大盤子。不久前召開的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強調“連片開發”和“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這正可作為文化扶貧的契機和思路。當前文化建設的許多問題需要在對農業的返鄉之中找到辦法，農業發展也離不開文化的支持和參與。文化發展的焦慮能夠在中國的田野中得到舒緩，農業發展的困境能夠在中國的文化中找到良方。

　　文化與農業唇齒相依，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聲氣相通，於此可見，雖歷經風雨，中國依然沒有改變其文化大國和農業大國的本色，文化風險、農業風險就是安全風險，文化變化、農業變化就是國情變化。繼續推進文化改革與農業改革，加強文化與農業融合，將影響未來中國文化的性質、農業的性質和社會的面貌。千百年來，中國文化始終深植於農業的土壤中。提起文化或農業，總會喚起親切和溫暖的感覺，如果這種親切和溫暖能夠相互傳導和激發，將產生新的能量。在城鄉一體化中建設燦若星辰的“田園城市”和“創意村鎮”，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中國人的詩意棲居和幸福生活，是農業改革的目的，也是文化改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