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他者如何交流？這是一個困擾人類跨文化傳播活動的核心問題。近日，美國跨文化傳播學者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教授受邀訪問武漢大學，並接受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單波教授的訪談，兩位學者就“我還能交流嗎”、“ 如何解決‘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文化多元主義是否存在缺陷”等問題展開了學術對話。

　　我還能交流嗎——面對面提供了交流的可能性

　　單波：約翰·彼得斯（John Peters）曾在《交流的無奈》（Speaking into the Air）一書中說，在人類傳播發展的歷程中，我們先后發明了語言文字、心靈感應、傳心術、電磁波等，直至今日的網絡技術，人類總是想建構一個很龐大的交流與溝通的空間，可我們常常會產生像詩人艾略特在《荒原》（Wasteland）中所講的困惑：“我有嘴說不出，有眼看不見，我非生非死，昏昏然不知萬物”，生活在這樣一種荒謬的境地之中。讓人沮喪的是，傳播技術越發展，我們好像越處在一個交流匱乏的境地。人類於是有這樣的一個疑問：“我還能交流嗎？”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我認為這一問題在愛德華·霍爾（Edward T.Hall）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答案，這是在你進行媒介輔助互動（mediated interaction）時會發生的狀況。如果言說者的互動是通過媒介來進行的，我想他們會丟失許多可以幫助他們理解對方意圖的部分，如空間關系、副語言、觸摸、氣味、味道等。所以，如果雙方能面對面交流，交流的方式會更具多樣性。借由媒介而展開的傳播，能使你同遠方的人們進行交流，但它同時也會造成大量信息丟失。雖然所有通過媒介進行傳播活動的人都認為這種形式全都與文字傳輸有關，意思就在文字之中，但在這種互動形式中，言說者真正想傳達的意義不僅僅是在文字中。因此，回到愛德華·霍爾所講的，要把文字放在一個更大的情境之中去理解，如非言語行為、文化假設（cultural assumption）等，但如果通過媒介來進行互動，這些部分就可能會丟失。

　　單波：也就是說，我們隻有面對面地交流，才有交流的可能性？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對，它是一種完整的交流形式。通過媒介來進行互動會丟失許多與情境有關的信息，如模糊性（ambigu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它會使這個互動變得不完整。對我來說，隻有面對面交流才是完整的交流形式，因為隻有它呈現完整的情境。當然，並不是每次面對面交流、每次跨文化傳播都具有完整的形式，因為你總是會丟失掉一部分與情境相關的、有助於理解的信息。

　　單波：也許我們的交流永遠沒有完美的形式，即使是面對面交流，所以，人類就會產生“我還能交流嗎？”這樣的焦慮感。約翰·彼得斯曾說，我們不應該問“我能夠交流嗎？”，而是應該問“我們能夠相互愛護、公正地、寬厚地彼此相待嗎？”我覺得他把跨文化交流的問題變成了一個道德問題，這種建構在道德之上的跨文化交流也是不可靠的。您是怎樣認為的呢？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我認同約翰·彼得斯的觀點，曾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建議：每條信息都傳達著兩個含義，第一，我們是在相互交流﹔第二，我們一直在嘗試著交流，我們仍在交流，即使交流的形式永遠不會是完整的或完美的。這種明知交流不會完美卻仍去嘗試的精神，就是屬於道德層面的問題。

　　如何解決“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對立中存在中間地帶

　　單波：跨文化傳播心理實驗証明，人類根深蒂固地存在著“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如果這個心靈障礙得不到解除，我們的交流總是受到權力支配而難以邁開步伐，難以張開自己的嘴巴，難以去面對面。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我想您討論的這個問題正是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提出的“我”與“你”（I and thou）的觀點。馬丁·布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學家，他非常簡潔地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你永遠都隻能了解你自己，也就是“我”以及那些與你有著極其相似的歷史背景的人的想法，“你”（thou）則是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交流的目的就在於將屬於“你”的那部分人群納入到屬於“我”的這部分中來，以此來了解其他人也有著相同的交流的目的、交流的訴求和交流的想法，從而將他們視為完整的人。一旦人們不能夠很好地完全理解他人，就容易對他人形成刻板印象，將自己與他人區隔開來，甚至可能產生惡意，導致戰爭和殺戮。因此，哲學家認為，交流的目的旨在將屬於外群體的他人納入到內群體中來。

　　單波：在這一點上，我們又可以引用斯圖爾特·霍爾的觀點，他認為“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常常顯現在我們的話語之中。也就是說，我們在表達意義的時候，總是從定型化、差異化這個角度來出發的。比如，我們要表達“黑”的意義，一定要對照著“白”來說﹔我們要表達一個黑人的特點，就一定要對照白人的特點﹔我們要說明一個同性戀的特點，就一定要對照一個異性戀的特點﹔我們要說明一個基督教信徒的特點，可能就需要對照一個伊斯蘭教徒或者天主教徒的特點。其中隱含的悖論是，差異是意義的根本，但對差異的感知又極具危險性，可以形成各種消極的情感，使得我們的對話難以持續下去。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您的說法毫無疑問是可以得到証實的。我記得我很早的時候曾學到過一個觀點，這個觀點說的是當人們在考慮二元對立時，往往忽視了對立的雙方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比如人們在談論“黑”和“白”時，往往忘記了中間還有個“灰”，強調“我”和“你”，卻忘記了“我們”。因此，在一切相互對立的兩端都有個中間地帶將它們聯系起來。

　　單波：您的這番話讓我想到您在講座中用到的一個概念“模糊性”策略，即通過利用符號的多義性（polysemy）來傳達多重意義。那麼這個“模糊性”策略是不是就是您所說的灰色地帶？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我以前從未這樣想過，當我寫下“模糊性”這個詞時，並沒有將它與二元對立中的中間地帶聯系起來，但您的這種說法也確實很合理。

　　單波：您的“模糊性”概念對我的啟發很大。一方面，人不可能完全理解對方，那麼有一定的理解而又不完全的理解也是解決沖突的一個路徑，但這會不會造成我們的理解永遠都是一知半解呢？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一知半解並不是“模糊性”策略造成的，“模糊性”策略隻不過是反映了不完全理解永遠存在這一事實。

　　如何彌補文化多元主義的缺陷——啟用文化間性

　　單波：在我看到的文獻中，很多人在反思文化多元主義帶來的文化分離乃至隔離現象。這是不是說明文化多元主義還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說，文化多元主義可能強調了文化群體的主體性而忽略了文化間隔性（interculturality），也就是如何形成文化間的互惠性理解，提高每一個個體超越自身和與其他文化互動的能力，建構一個完整的文化自我意識。這方面可能是文化多元主義所缺失的。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我想我們應當回到馬丁·布伯提出的“我”與“你”的觀點，這一觀點探討了人們如何在我與他者之間劃分明顯的界限，以及人們為試圖跨越這一障礙而努力。

　　戴爾·海默斯告訴我，在關於美國的各個族群如何命名這一方面，如果問起這些族群的名字，他們給自己起的名字永遠都是“自己人”（The People），並且將“自己人”這個詞用他們特有的語言表達出來﹔而一旦被問及鄰鎮或鄰街或鄰村的群體叫什麼名字時，這些族群就隻會將他們視為陌生的“那些東西”，而不是“人”。因此，每個族群都認為隻有自己的成員才是真正完整的“人”，至於其他族群都是無關緊要的。在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時，北美曾有2500多種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群體，而現在絕大多數語言消失了，可能隻剩下100多種語言，而且很多文化也消失了。

　　海默斯認為，在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觀點中有些東西在本質上是不人道的。民族中心主義是指每個族群都認為自己是唯一合理的，自己做事的方式不僅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唯一的。因此，民族中心主義偏見認為，我做事的方式是唯一正確的。而現在在美國對於這種觀點也有很多爭論，很明顯，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能在告訴自己文化成員自己處事方式是唯一正確的情況下生存下來，因為這樣一來這種文化就簡單地排斥了其他做事的方法、其他群體做事的方式。

　　單波：文化多元主義對於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共存，以及少數群體權利的滿足來說，是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它本身可能存在內在的緊張關系。比如，我們倡導尊重與珍視種族文化身份，就意味著將人們劃分為界限分明的不同群體，而這就可能在多數群體和少數群體之間形成緊張感，甚至是偏見與沖突。我總結了一下，要補充文化多元主義的不足，我們需要啟用“文化間隔性”這個概念。文化間隔性或許可以對沖文化多元主義差異所引發的社會偏見，達到消解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危機的目標。不知道您是否有更好的建議？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文化間隔性是倡導我們用文化相對主義而非文化中心主義的一個詞。它讓我們認識到我們不僅要關注自己的文化，同時也要關注其他文化，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建議。

　　誰能從多元文化統一中獲利——文化多元主義的利與弊

　　單波：文化多樣性與哪些“權力”有關？誰可能從這種多元文化的統一中得到好處？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那些有豐富跨文化經驗的人，更容易找到使多元文化統一的方式。事實上，一個有著不同文化身份背景的人，會更擅長管理不同的群體與不同的身份認同，但這和刻意制造一個身份認同是兩碼事。我們認為文化多元主義是好的，如果文化多元主義消失了，沒有任何人能從中得到半點好處。也許在政治層面上，如果沒有文化多元主義，人們的生活會變得簡單些，但在社會層面上，文化多元主義會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單波：為什麼一個國家保持文化多元主義常常成了一種偽善的政治策略，即讓大多數邊緣化的人繼續保持邊緣化，而那些少數有特權者得以保持他們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的控制？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們並不會以這種方式去思考文化多元主義。我們認為文化多元主義是有益的，並且能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當探討文化多元主義時，我們談論的更多的是賦予不同文化以表達的權利，而孤立邊緣人恰恰與文化多元主義背道而馳。所以，文化多元主義不是偽善的。

　　單波：那麼您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全球經濟一體化，會使全球文化最終走向單一文化嗎？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有這樣的傾向。我不贊同資本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征服全世界這樣的觀點，我也不認為市場經濟會征服全世界，而且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可能會導致一些負面因素，但這並不表明它要征服世界。

　　單波：那麼您對將文化多元主義當做消費品來看待有什麼理解？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存在，人們會向游客銷售他們自己的傳統物品，但不同文化間的貿易已經有著悠久歷史，至今仍未導致單一文化，我認為以后也不會。但將文化多元主義當做消費品來銷售不是一個好現象。每一個文化都是一個整體，它是由多種元素組合而成的，其中各元素的相互關聯使這樣的文化正常運作，如果有人破壞了一個文化的整體性，隻強調其中的單一元素或單一文化，文化可能會停止運作。

　　單波：是否有人利用文化的獨特性來獲利？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是有可能的，就像新西蘭的原住民毛利人會向游客銷售傳統玉雕來賺錢，但這沒有導致文化的單一性，也沒有導致文化多元主義的消亡。像這樣的商業行為反而彰顯了他們的文化。商業行為為下一代毛利人提供了工作崗位和收入，以便他們更好地保存自己的文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反例來証明市場經濟沒有導致單一文化。

　　單波：您對“多元文化統一於由意識形態構造的權力支配關系體系”這句話有什麼看法？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我認為，文化多元主義本身沒有必要去尋求支配的權力，也沒有必要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隻要有不同的群體存在，讓他們擁有平等的地位會十分困難，因為他們的群體大小不同、強弱不同、目標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多元主義本身會導致權力支配。

　　單波：由於意識形態霸權的存在，您認為跨文化傳播還有可能嗎？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我不認為會出現單一文化或意識形態霸權這樣的現象，就算出現，它也不會穩定，所以我認為跨文化交流是可能的。雖然意識形態的霸權可能會阻止跨文化交流，但要在全球推行這樣的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因為，單一文化是不穩定的。多元性是普遍存在的，因為每個人是不同的，當一個人在某一群體中待的時間比在其他群體中待的時間長時，他們就會開始產生自己的傳統、自己的詞匯。

　　溫迪·利茲-赫爾維茨（Wendy Leeds-Hurwitz），國際知名跨文化傳播學者，現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傳播協會理事會跨文化對話中心主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帕克塞德分校傳播學榮譽退休教授，曾被聘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顧問，主要從事語言與社會互動、民族志傳播學、跨文化傳播等領域的研究。代表作有《日常生活的交流：一種社會學詮釋》、《符號學與交流：信號、代碼與文化》、《作為文本的婚禮：通過儀式來進行的文化身份交流》等。

　　單波，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武漢大學跨文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比較新聞學、跨文化傳播、新聞傳播思潮研究。代表作有《中西新聞比較論》、《心通九境》、《跨文化傳播的問題與可能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