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僅需要保護那些遠古時期的建筑，也需要保護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近代建筑。這些建筑含有豐富的文化元素，對於城市的定位和身份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個星期日的清晨，在正對中央電視台新址大樓的飯店裡，記者終於等到了百忙之中的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先生，對他進行了採訪。他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凝重，似乎在不停地思考著什麼問題，直到採訪過半，氣氛漸漸鬆弛下來，記者才見到他難得的笑容。從建筑設計到城市規劃再到中歐關系，庫哈斯以其獨特的視角闡述了自己的理念。

　　偶入建筑業成為大師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成為建筑師以前從事了很多其他工作，也在不同的國家居住過。是什麼讓您決定學習建筑？您以前的經歷對您現在的建筑和城市規劃工作是否產生了影響？

　　雷姆·庫哈斯（以下簡稱“庫哈斯”）：在孩提時代，我在印度尼西亞住了三四年，在那兒上了學，生活方式是非常“亞洲”的。毫無疑問，這段生活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從那時起，我感覺自己至少一部分是個亞洲人。在印度尼西亞的生活中我接觸到了很多充滿魅力的中國元素，因此，20世紀90年代初，受中國巨大變化的吸引，我自然而然地來到中國，並很快成了這裡的常客。

　　我進入建筑行業非常偶然。20世紀60年代，人們都在嘗試各種各樣的工作。我當時為電影寫劇本，經常和一個建筑師朋友交流，慢慢發現電影與建筑本質上並沒有太大區別——比如都要運用蒙太奇的手法，就這樣我開始了建筑師的生涯。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1975年與Zenghelis夫婦和Madelon Vriesendorp共同成立了大都會建筑事務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OMA），為什麼起名“大都會”？當時的初衷是什麼？

　　庫哈斯：首先，我不想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事務所，因為我堅信建筑不是一項個人能夠完成的工作。建筑不僅需要很多人合作，還需要很多專業的合作，因此我們的事務所裡不僅有建筑師團隊，還有藝術家、社會學家甚至人類學家。

　　另一個考慮是我希望用這個名字劃分出“我的領域”來。在我讀大學的時代，大都市的模式並不受歡迎，所有人都堅信城市和建筑應該小一些，這樣會更有親近感。而我不這樣認為，所以直截了當地用“大都會”為事務所冠名。這個名字聽起來可能太過張揚而難以獲得信任，不過這也正是它魅力的一部分。

　　建筑追求“個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形式服務於功能”是現代建筑和工業設計的金科玉律之一，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庫哈斯：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形式與功能同等重要。我們現在並不缺少建筑，而是缺少標志性建筑，讓每一個作品都充滿個性是我的建筑理念。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外界看來，您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很多人認為您的設計令人難以理解。您怎樣看待外界對您建筑作品和風格的評價？

　　庫哈斯：對於我來說，整體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僅僅蓋大樓，也做研究。而外界的評論往往隻局限於某一個方面，要麼隻關注建筑本身，要麼隻關注建筑背后的一些東西。比如中央電視台新址大樓遭到了很多批評，但人們對它背后的10年艱苦工作卻鮮有涉及。

　　《中國社會科學報》：說到中央電視台新址大樓，您認為當初是憑借什麼力克群雄的？

　　庫哈斯：這其實很簡單，參與競爭的設計方案中10個都是塔式建筑，隻有我這一個不是塔，因此我的方案勝出是毫無懸念的。至今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我們一直努力實現的是賦予一座大樓意義——我們不願將建筑稱為“塔”或者“摩天大廈”，而更願意稱其為“一座大樓”。一座大樓富有意義的表現之一是它不僅佔據空間，同時也創造空間。我們也希望這座大樓具有社會意義，即中國人能夠觸及他們自己的媒體，這是摩天大廈無法實現的。因此我們在設計CCTV大樓的同時也在旁邊設計了一座TVCC大樓，即電視文化中心，裡面有劇院、舞廳、影院、錄音工作室和展覽設施等，這些都是面向公眾開放的，將為公眾和中央電視台之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建成的作品滿意嗎？與您當初的想象一致嗎？

　　庫哈斯：這個很難判斷，建筑總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我必須說，這個發展的過程是非常艱難的，委托方的勇氣令我十分敬佩。正因為他們的堅持不懈，我們才有可能將最開始的熱情付諸實踐並最終完成這個作品。而這個發展的過程直到現在還沒有結束，我們將拭目以待。

　　實踐與研究並重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怎樣評價包豪斯（編者注：包豪斯是德國魏瑪包豪斯大學的簡稱，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為發展現代設計教育而建的學院，對現代設計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的建筑理念？

　　庫哈斯：包豪斯發展了一種新的美學和一種新的心態。它的另一大貢獻是將不同學科融合起來，今天的建筑學隻關心自身學科，具有很強的內向性，而包豪斯對其他領域也給予高度關注，這對於建筑學是十分重要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OMA的基礎上，您的團隊又在鹿特丹創建了AMO，兩者之間有何關系？

　　庫哈斯：OMA是我們的建筑事務所，將來會繼續以建筑及規劃設計實踐為重點，而AMO是一個設計與研究工作室，與OMA相輔相成，重點放在超越傳統建筑學邊界領域，包括媒體、政治、社會學、新能源、技術、時尚、管理、出版和圖片設計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能舉例說明AMO目前的研究領域嗎？

　　庫哈斯：雖然經常有各種會議提出“2030年將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的豪言壯語，我們卻不願將研究領域限制在城市，在城市化的大趨勢下，我們准備研究的是人們因為城市化而丟掉的東西。比如西歐正在經歷農業的高度自動化，拖拉機由GPS導航自動工作，機器人擠牛奶，農民們隻有在出現問題時才會收到郵件提醒。一方面技術至上導致了農村文化的改變，另一方面農民進城后漸漸丟棄了自己的傳統和文化，農村的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德國的黑面包明年就將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原因是很難找到能夠烤黑面包的面包師了。同樣面臨危機的還有法國、墨西哥和地中海地區的很多烹飪方式。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保護重點放在城市文化遺產上，但對農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還遠遠不夠。

　　比如說，一家德國旅行社買下了意大利托斯卡納的一個村庄，一個純粹的村庄，比摩納哥大6倍。他們計劃將此地建造成度假勝地，讓度假者感受真正的鄉村生活。然而當高爾夫球場、桑拿浴場建成后，這裡還是真正的鄉村嗎？這不過是將大城市移植到鄉村而已。我們並不是要一味反對這種做法，而是要將這個過程記錄下來並思考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農村作為重點課題進行研究，這使我們更加堅信，我們選擇的研究方向是有意義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城市認識和建筑設計中似乎特別關注社會學因素。

　　庫哈斯：確實如此。作為建筑師，我們雖然要對委托方負責，但同時也要對整座城市以及那些與這座建筑沒有直接關系的民眾負責。因此，我總是在設計中納入盡可能多的社會學因素，雖然我們並沒有構建出一整套的社會學理念，但我們至少創造了一種社會學心態。

　　文化使城市與眾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的著作《癲狂的紐約》中您對城市進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到“城市是一台令人醉心而無法逃脫的機器”。您認為究竟是什麼吸引人們源源不斷涌向城市且不願離開？

　　庫哈斯：我認為城市最吸引人之處在於它所提供的機會以及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這是城市最重要的屬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些追逐機會與不確定性的人們一旦來到城市就難以離開。在這一點上，紐約是一個經典的例子，僅僅在紐約的一座大樓裡，你就會發現，每天都在上演著無數好戲，而這些也為人們提供了無盡的機會和可能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正在掀起城市化的浪潮，您認為目前城市化過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庫哈斯：中國的城市化規模很大，我相信就算把歐洲所有國家的首都放到一起，中國在兩三年內也會趕超它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遇到的挑戰是如何去豐富我們的文化、城市內涵，豐富我們的歷史底蘊，使城市化進程更加成功。很多新建的城市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自己的特色，只是規模很大而已，這樣的城市有很多，而它們的城市內容都是一樣的，是一種簡單的重復建設，這讓我們感到很難過。因為城市自身的特色就像歷史一樣消失了，而且無法恢復，現在的城市化過程湮沒了城市過去的輝煌。

　　在這個問題上，城市的設計者和建造者負有很大的責任。以前的城市有自己的皇（王）宮、文化中心，有專門祭祀的地方，居住在城市裡的設計師們和哲學家們的創造構建出了城市的特點。而現在的城市規劃都是遵從所謂“專家”、“顧問”的意見，由開發商、私營部門來設計、建設，但他們實際上並不生活在這座城市裡，只是通過想象來設計城市，哲學、藝術、建筑、設計對他們來說都不再是核心問題，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商業問題。當然商業很重要，但僅有商業不足以表達一種文化或一種文明。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於中國的城市發展有何建議？

　　庫哈斯：我最基本的建議是建設一系列城區，將其劃分為行政中心、金融中心、市場等不同區域，來承載城市過去所具有的功能。

　　我們曾經對珠三角地區的發展進行了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珠三角各區域是否能夠一起合作，達成城市發展的共識，使得每個區域都能表現出很明確的獨特定位而不相互沖突。這種城市發展的理念我們在15年前就開始推廣了，我們發現，在中國推廣這種理念要比在其他地方容易很多。

　　中國大城市的發展也值得一提，這也是我們和中國合作較多的一個領域。中國現在對摩天大樓非常著迷，但城市並不一定會因此而美麗。40年前，我們在歐洲開始進行城市樣貌研究，結果發現，歐洲很多城市的建筑趨勢是低於16層，中等高度的建筑對於城市魅力是至關重要的。

　　另外，中國迫切需要重視對老城區的保護。21世紀，說到城市，我們會關注它的多樣性、它的美麗和它的歷史，我們不僅需要保護那些遠古時期的建筑，也需要保護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近代建筑。中國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拆毀了很多早期建筑，現在連很多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都在逐漸消失，其實這些建筑含有豐富的文化元素，對於城市的定位和身份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對於人類來說，能讓子孫后代在未來親眼目睹這些見証歷史的元素至關重要。我們保護某些歷史區域，並不一定是因為它們的美感或建筑質量，而是因為它們保留著某些歷史時刻的記憶，我們就有責任對其進行保護，北京就有很多這樣的地方。

　　另外，我還想談一談文化元素。我們現在經常討論一個城市的創意產業，我想這個詞語過於簡化了，人們把它當做萬能藥，用在各種場合。現在，這種產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很多城市發展，在中國也是如此，但是我們需要給這種產業注入獨特的文化元素，不僅僅是建幾座博物館就夠了，我們還需要研究所、芭蕾舞劇院等，從而才能實現一種文化的大爆發。城市是有它深層次內涵的，這種內涵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用一個簡單的詞語就能夠涵蓋得了的。

　　以開創精神發展中歐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2008年，您被邀請加入歐洲未來委員會。您怎樣評價目前中國與歐洲的關系？

　　庫哈斯：我認為“9·11”事件以后，中國與歐洲的關系有了新的變化，兩個地區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了，共同成為世界有機整體的一部分。

　　但是中歐之間的交流水平還有待提升。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統計歐洲學生對哪些國家感興趣的話，會發現他們對美國、澳大利亞非常感興趣，而對中國的興趣非常弱，去澳大利亞留學的學生人數是來中國的5倍。當時我在歐洲未來委員會任職，我們討論如何扭轉這種勢頭，認為如果沒有中歐之間互動式交流的話，很難使歐洲對中國產生極大的興趣。我想現在真正阻礙交流的因素在於歐洲對中歐新關系的認識。10年之前，中歐關系還相對簡單，歐洲有大量的先進知識是中國需要學習的，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關系。但是在過去這些年，中國發展速度大增，而歐洲在某種程度上卻要依賴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在形勢變得比較復雜的情況下，需要找到一個新的平衡。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中歐交流在哪些方面最具潛力？應如何深化？

　　庫哈斯：就目前形勢而言，我認為文化領域應是中歐下一時期交流的重點。很遺憾，歐洲依然在以傲慢的心態對中國進行道德審判，我想這種情形隨著歐洲經濟的衰退不會持續太久了，到那時我們完全可以更好地開展政治上的合作。

　　目前，中國和歐洲知識界的合作已經比較廣泛了，過去10年當中，我經常受邀來中國進行講座，我本人也非常願意和大家交流，並通過這種形式進行研究。我認為這種交流方式十分有效，我也建議歐洲學者與中國學術界主動交流，進行合作。我們應該以開創性的精神承認中歐之間的差異，我相信10年以后，中國和歐洲之間將會有更高層次的合作。

　　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1944年生於荷蘭鹿特丹，荷蘭建筑師、建筑理論家、城市規劃專家。曾先后在倫敦建筑協會學院和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現任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教授、大都會建筑事務所負責人。1978年出版著作《癲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2000年獲得普利茨克獎，2008年入選《時代周刊》“100位對世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代表建筑作品有拉維萊特公園（1982）、中國中央電視台新址大樓（2002）、荷蘭駐德國大使館（2003）、葡萄牙波多音樂廳（2005）、裡加港口城市（200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