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德沃金曾在其《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后英國》一書中指出，“歷史”和“文化”歷來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兩個主題﹔戴維·麥克萊倫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美國人對國際馬克思主義學界所作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貢獻﹔佩裡·安德森也在一次與筆者的訪談中將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稱為“歷史馬克思主義”，並將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稱為“經濟馬克思主義”。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獲得一個關於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基本圖繪，即從文化、歷史與經濟三個向度來把握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基本主題與特征。

　　以文化為主題的英美馬克思主義研究通常被學界稱之為“文化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以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為代表的英國當代文化研究幾乎成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實際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誤解。因為文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術傳統，其真正的誕生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伴隨著以盧卡奇等人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出現而興起的。該學術傳統在20世紀中葉以后日益分化為如下幾大流派：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以斯圖亞特·霍爾為代表的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學派﹔以福柯、鮑德裡亞和巴迪歐等人為代表的法國后結構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文化分析﹔以及以詹姆遜為代表的、將上述各種因素雜糅在一起的當代美國文化研究。作為文化馬克思主義的諸流派，它們的共同特征在於：以擴大了內涵與功能的“大文化”概念為工具和利器，試圖穿越第二、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也即對“建筑比喻”（基礎—上層建筑）所作的相關說明的僵硬性和機械性。

　　當代英美學者不僅引入文化范疇，也借用歷史學的方法來凸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目的。這一點尤其明顯表現在以希爾、霍布斯鮑姆、愛德華·湯普森以及佩裡·安德森等人為代表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小組成員身上。盡管其內部也是意見不一，如出現了著名的“安德森—湯普森”之爭，但其基本特點卻是共同的，即立足於英國史學研究的傳統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與歷史發展觀，堅持主張歷史總是由歷史的人的具體的活動來創造的，反對歷史發展中的唯生產力論等一切目的論傾向。因此，他們把焦點聚集到生產關系的領域，特別是階級關系問題，並由此開辟了一條歷史社會學或新社會史研究的路向。

　　受歷史馬克思主義影響，以毛裡斯·多布、保羅·斯威齊和羅伯特·布倫納等人為代表的當代美國經濟馬克思主義學者則致力於引入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來繼續探討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和機制問題，特別是以《大綱》和《資本論》為文獻依據來探討人類社會如何從前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也即著名的“封—資過渡”問題。這一討論曾在20世紀中后期相繼引發了著名的“多布—斯威齊之爭”和“布倫納之爭”。

　　綜上所述，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研究以文化為核心范疇、借助於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方法，繼續著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未盡使命。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這一做法呢？

　　引入文化范疇以破解對“建筑比喻”的機械決定論式的解釋所帶來的僵局，其基本做法莫過於兩條：其一，賦予文化以唯物主義的屬性，如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其二，以文化為中介，介入性地將基礎—上層建筑的二元結構格局拆解為多元決定論模式。這兩種做法固然有利於提醒我們重新解釋建筑比喻之於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重要性，但二者都無法真正超越建筑比喻的傳統解釋框架，這正是文化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理論困境之一，也使得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引入，一方面，因其所提供的大量翔實的史料與實証分析而有利於深化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但另一方面，與其說歷史馬克思主義和經濟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激進的政治實踐，毋寧說它們是一種學院派的左翼思潮。它們大多以馬克思晚年的著述為文獻依據，這相對於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人本主義一派多聚焦於馬克思早期著述的片面做法而言，當然具有糾偏的理論意義。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這樣兩個事實：其一，英美馬克思主義大多數學者在開展相關研究時主要參考的是英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選集》（即MECW），而這一版本的不可靠性是國際學界所公認的﹔其二，僅僅參考《大綱》和《資本論》來解讀馬克思的相關思想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至少根據《馬克思恩格斯著述歷史考証版》新版（即MEGA2）的分類原則，馬克思就相關問題所作的論述至少還包括《資本論》及其身后的三大手稿群（即57—58手稿、61—63手稿和63—65手稿等）。因此，上述文獻方面所存在的不足與缺陷，不得不使我們對於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學者基於此而做出的相關理論努力心存警惕和懷疑了。或許，正是在這種懷疑之中，我們可以找到構建屬於我們自己話語的契機，這同時也是我們今天研究英美馬克思主義的意義所在。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