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雖然處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但是人們對文化歸宿的認識卻越來越模糊。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被不斷重新塑造著。在此過程中，雖然有積極的一面，但也同時出現了一些問題。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對中國文化有著較多研究的德國哥廷根大學現代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了解一下他如何看待中國現代文化以及歐洲現代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歐洲人印象中的中國文化和實際接觸到的中國文化之間有無差異？

　　施耐德：首先要厘清一點，即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或者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和歐洲同中國的關系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與中國的關系並不是很密切。因此，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更多出於想象，而想象的多半與自己有關。后來，歐洲在近代進步得很快，對自己也很有信心，而中國則變成一個相對落后、進步緩慢的國家。因此，在很多普通歐洲人心中，中國變成了一個不尋常的國家，中國文化也變成了奇怪的文化。所以，要看對中國文化的印象，也還得分清是哪一段的印象。

　　其次，一般百姓對中國的看法非常極端，他們往往看不到實際和具體的情況。當然，一些有機會去中國的人以及思想比較敏銳的人對中國文化的看法會不一樣。很多人對中國不准確的印象，主要源於對中國的不了解。因此，他們到了中國后往往很驚訝。而中國對歐洲也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但是中國對西方比西方對中國更感興趣，所以中國對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更深入。總體來看，這與中西關系有關。

　　再次，文化包含很多內容，比如說從精英文化到藝術，再到禮貌等，都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很難一概而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當代中國文化最深的感觸是什麼？

　　施耐德：我第一次實際接觸到中國文化是在台灣（1985年）。由於台灣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比較特殊，在一些方面與大陸不大一樣，所以保留了較多傳統文化，特別是民間文化的特點。1986年，我第一次到大陸，當時感覺大陸與台灣的差別比較大。現在的大陸與我當初接觸到的情況又大不一樣了。中國大陸在過去20年變化非常大，文化、文化話語呈現多元化，普通人對傳統文化更感興趣了。

　　在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一般日常生活的禮貌問題。由於一些歷史原因，中國大陸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甚至存在“價值真空”的狀況。這不只是中國才有的問題，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社會，都有這樣一段發展過程，有一段不管價值、禮貌等而隻顧賺錢，即所謂的“暴發戶”階段。20世紀60年代前后，德國暴發戶的味道很濃。我在台灣讀書期間（1985—1987年），台灣地區也存在這個問題。當然，這可以說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一種極端情況。

　　大陸還同時存在另一個問題，即由於歷史原因而導致很多傳統習俗被破壞得很嚴重。因此，到了20世紀90年代，即使是此前建立起來的新制度也出現了或大或小的問題，導致找不到一個可靠的文化基礎、缺少規范的來源、缺少模范的現象。因此，整個中國大陸文化給人的感覺是缺乏“大我”，更多的是“小我”。

　　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我並不是說中國文化丟掉了傳統，這不是一回事，更何況傳統本身也是多元的。此外，文化總是不斷發展的，而不是死守傳統。中國有自身特殊的狀況，再加上中國現在進入全球化的速度很快，各個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樣，沒有一個超越的、普遍的價值，不能說哪個文化好、哪個文化壞。而且，在現代化過程中，似乎文化整體都迷了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歐洲是否也存在類似問題，對此您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施耐德：歐洲社會在文化方面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但沒有中國那麼嚴重。首先因為歐洲社會總體發展比較緩慢，即使有，這些改變也是慢慢進行的，而不是突然的變化，因此比較穩定。

　　其次，現代化是在歐洲發育的，歐洲是現代文化的發源地，現代化的一些特點與傳統有較多關聯性，所以現代化對文化雖然有所破壞，但不像對中國社會那麼多改變。

　　當然，歐洲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現代化、全球化。其中一個后果，就是國內的人受國外人的影響越來越多。有時甚至對“什麼才是本國的”感到迷惑。舉個例子，在德國的8000萬人口中有近10%是土耳其人，德國人對待他們的態度應該是什麼樣的？是把他們當做外國人？他們需要適應過來，接受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是，到什麼程度？這些都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此外，面臨的另一個共同問題，即文化變得日益市場化了。特別是冷戰結束后，來自效益的壓力，金錢對文化的影響越來越大。無論是對教育，還是其他方面，什麼都變成用錢來衡量，用經濟思維模式來思考。看教育是否有效，學生是否優秀，最終都歸結到錢上面，這讓大家忽視了很多重要問題。文化變得市場化、經濟化、商業化、經營化，使得文化“變味”了。因為人不是經濟動物，一旦太過市場化，這是很可怕的。中國的問題也不小，因為中國發展得更快。然而，這些現象背后的基本問題是相似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媒體對文化的發展是否具有導向性作用，如果是，您認為是美國的媒體，還是當地的媒體發揮了更大作用？具體起著怎樣的作用？

　　施耐德：媒體對文化的發展肯定起著很大的作用。老百姓就是媒體的市場，相對而言他們大多受的教育少一些，所以更容易受媒體引導。

　　歐洲過去二三十年來逐漸將媒體私有化，德國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媒體私有化后，就越來越糟糕了。私有化之前，還有很多帶有點宣傳味道的文化節目，但是私有化和市場化之后，資本主義運行模式下的媒體可以歸結為“FFK”（有趣、色情、暴力），教育、哲學等越來越少了。

　　美國媒體不過是這些現象的代表，這實際上也是因為美國媒體市場化得更早一些，影響更大一些。當然，這種情況也與美國文化及其背后的架構有關。這是無法抵擋的商業化趨勢。媒體起不到什麼教育作用，是很悲哀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一概而論地用上述情況來形容各種情況。媒體還是有差異的。比如說，周報一般較好些，而日報和一般的電視節目則讓讀者和觀眾越來越不會獨立思考。尤其是后者往往不是在報道新聞，而是創造新聞。老實說，要提供好東西，往往需要坐下來，花工夫和動腦筋，但在什麼都講究速度的現代社會裡，一般沒有時間把東西做得更精細，當然也就沒有深入和多元的分析了。而且即使有這樣的文章和節目，看的人也不一定多，因此也起不到什麼教育作用——因為看的人大多是受良好教育的，而需要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則不怎麼看。

　　要克服上述問題很難，因為這實際上是如何抵抗商業化趨勢的問題。如何做，既能抵抗商業化帶來的弊病，同時又不限制經濟的發展，而且，如何把握？在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即我們的生活模式需要有限制性。如果我們無法接受對生活模式的某種限制性，就無法克服由此導致的文化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