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一季度，國家社科基金各類項目結項成果量增質優、碩果累累。重大項目取得19項最終成果（專著13部、研究報告6份）和370多項階段性成果。年度項目（重點項目、一般項目、青年項目）和西部項目最終成果有541項（專著333部、研究報告146份、論文集62冊），階段性成果5335項，其中122項獲得省部級優秀成果獎，320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及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等轉摘引用。此外，還有56項后期資助項目驗收結項。根據對同時入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三大檢索系統的342種核心學術期刊的統計，今年一季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發表論文達1995篇，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級基金項目和部委資助項目。
　　總的看，第一季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研究質量過硬，創新價值突出，充分體現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整體實力和國家水准。這批成果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導向性，推出了一批反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成果，如吉林師范大學卓越教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研究》、浙江工商大學陳榮富教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發展模式的創新性及其國際意義》，得到鑒定專家好評﹔二是現實性，推出了一批聚焦重大現實問題的成果，如中國人民大學賈根良教授的《國內經濟一體化：擴大內需的戰略攻堅點》、江西財經大學萬瑩副教授的《關於構建有利於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稅收政策體系的建議》，對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發揮了重要參考作用﹔三是戰略性，推出了一批研究大國戰略問題的成果，如上海外國語大學吳瑛老師的《中國話語權提升戰略研究》，圍繞增強國家軟實力，發出“中國聲音”，提出戰略構想﹔四是前瞻性，推出了一批研究未來國內外形勢走向的成果，如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林利民研究員的《未來10年我國應致力於打造中美關系“合作范式”》，提出處理中美長期關系的基本原則和關鍵問題。
　　學術創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繁榮發展的不竭動力，今年一季度成果不乏有原創性和較高學術價值的精品力作。有的屬於相關領域的奠基之作。如中國社科院江怡研究員的《哲學拓扑學導論》，“確立了哲學拓扑學作為一門哲學分支學科的獨立地位”，作者在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上的專題報告得到國際同行的強烈反響和高度認可。寧夏大學胡玉冰教授的《中國西部地區古文獻普查及其文化價值研究》，被譽為“寧夏古文獻研究基石之作。”有的部分填補學術空白。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揚勇研究員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研究》，“是黨史國史界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共同綱領的專著，填補了《共同綱領》本身前后變化文本比較研究的空白。”有的學術價值厚重。如山東大學姜生教授花費十幾年時間，傾力打造《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這一鴻篇巨著，在中外學術史上首次完成道教科技史拉網式綜合研究。有的提出了新命題。如溫州大學鈄曉東教授的《科學發展觀與知識產權戰略法治保障--傳統與現代對話中的遺傳資源》，被認為“相對於一般的知識產權議題而言，源之於傳統、又生發及存活於現代的遺傳資源知識產權戰略問題，更是一個新型的命題。”有的採用了新視角。如廈門大學肖曉燕教授的《手語翻譯理論建構》，“首次從翻譯學、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角度，構建了手語翻譯的理論體系，首開國內翻譯界與特殊教育界合作之先河。”有的得出了新結論。如天津師范大學侯建新教授的《15至19世紀西歐社會過渡問題研究》，經過充分的史料論証，提出“西歐轉型並非犧牲農民利益，而恰恰源於農業生產率提高和農民個人原始積累”的獨立見解。
　　“研以致用”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取向和最終歸宿，今年一季度產生了一批理論聯系實際、具有廣泛應用價值的優秀成果。有的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得到中央領導同志及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如中國社科院殷劍峰副研究員的《日元國際化模式的教訓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李長安副教授的《把提高就業質量作為就業工作的重心》等9項成果，在《成果要報》刊發后，得到中央領導及省部級領導批示25次，有關部門調閱成果12次。西南財經大學楊繼瑞教授的《以工代賑：抗震救災與重建家園的重要抉擇》和《關於汶川地震災區安置板房的若干問題思考與對策》，得到多位中央領導同志批示，並在救災工作中應用。有的走進基層生活，直接服務社會實踐。如雲南省社科院康雲海研究員在《西南邊疆民族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面臨的特殊性問題及對策》項目研究過程中，創建了一所農民田間學校，舉辦13期農業實用技術培訓，受訓農民1100多人。有的為相關研究和教學工作提供基礎數據支撐。如上海外國語大學譚晶華教授建成的“中國日語學習者語料庫”，為高校日語專業教學大綱、課程設置、教學標准以及教學評估提供了客觀依據。有的“以項目帶學生”，積極探索人才培養新模式。如中央財經大學劉揚教授的多名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參與項目研究，其中1篇階段性成果獲得“北京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
　　學風建設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繁榮發展的根本保障，今年一季度有一大批項目負責人發揚優良學風，展示了社科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有的求真務實，積極探索新知。如鑒定專家這樣評價中國人民大學王燕副教授的《清末民初小說期刊史論》：“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亦有一代之學術，但其中基本的東西是永恆的，就學術而言，就是嚴謹求實的學風和探索新知的精神，該論著就做到了。研究者不做取巧之文，而是一以貫之做到論從史出，妙析奇致，故能見前人所未見，言前人所未言。這種學術風范和學術品格，是對我國傳統學術精神的傳承與重建，在學風較浮躁的當下顯得彌足珍貴，故尤為值得稱道。”有的潛心治學，致力於打造學術精品。如復旦大學鄧安慶教授的《啟蒙倫理與現代社會的公序良俗--重審德國古典哲學的“道德事業”》，所有材料均立足於德文原著，項目研究過程中翻譯出版了6本德文著作，對已有中文譯本的著作都重新查對原文，最終成果獲得了優秀等級。有的深入調查研究，在實踐中發現“真問題”、得出“真理論”。如鄭州大學鄭素俠副教授帶領《大眾傳媒與農民工的利益表達》課題組，與農民工同吃同工作，近距離感受他們的生活，並進行深度訪談，“正是基於作者對農民工的關懷、眷戀與不舍，才成就了這項問題准確、感情真摯、針對性強的優秀成果。”有的具有極高的敬業精神，皓首窮經、筆耕不輟。如西北政法大學馮卓慧教授以70多歲高齡，獨立完成61萬字專著《商周漢唐民事法律制度的架構及演進--卜辭、金文、漢簡、唐代帛書及石刻民事法律資料研究》，運用大量第一手原始資料，有力駁斥了西方學者所謂“中國古代無民事法律”的偏見，“以飽滿的精神、嚴謹的態度、驚人的毅力完成了價值厚重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