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師范大學殷企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文化辯護書”--文化主義傳統中的19世紀英國文化批評》（項目批准號為06BWW021 ）最終成果為專著 《“文化辯護書”：19世紀英國文化批評》。課題組主要成員：何暢、余華、陳姍姍。

　　這項成果提出“19世紀英國文化批評”這一概念，是一種新的嘗試。作者認為，19世紀的英國見証了西方文化批評史上最重要的一環。阿諾德、卡萊爾、羅斯金、金斯利和莫裡斯等人對英國文化批評傳統的最初演進起到了關鍵作用。現存的有關文化批評的論著常常零零散散地提及上述作家，但是至今未見有人專門把他們作為特定群體或學術流派進行過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在中國，雖然已有學者開始涉足上述領域，但是對整個19世紀的英國文化批評進行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的成果還未出現。成果的宗旨之一，正是要彌補這一不足。

　　這項成果的主要觀點之一是：就“轉型焦慮”這一主要內涵而言，文化概念形成的基礎性工作是由卡萊爾、阿諾德、羅斯金、金斯利和莫裡斯等人完成的。針對（因工業革命的勝利而形成的）舉世頌歌滔滔的局面，上述5位哲人提出了一個個發人深思的文化命題：什麼是進步？什麼是幸福？什麼是高品質的生活？美好的社會究竟依賴什麼，是依賴誘人的科技經濟指標，還是別的、更重要的東西？他們對上述文化命題的一次次追問，宛若一本本文化辯護書。更確切地說，他們譜下的一個個篇章，匯集成了一部流芳百世、益人神智的文化辯護書。

　　換言之，文化概念在現代社會的演變史，就是對社會轉型的回應史，假如沒有卡萊爾、阿諾德、金斯利、羅斯金和莫裡斯，這段歷史會顯得十分蒼白。他們在梳理並擴充文化概念內涵的同時，開創了文化批評的領域。更確切地說，他們的批評活動，乃至文藝創作活動，就是文化概念演變的過程。正因如此，成果不僅圍繞他們各自的文化觀及其理論表述，而且圍繞他們的批評實踐和創作實踐展開論述，在剖析每位重點對象的文化觀之后，都要選擇相關的文藝作品來進行細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細讀比闡述有關作者的文化思想更為重要。了解他們的思想走向，這固然重要，但是他們的精思卓識，往往不能用抽象的語言來概括，而隻能從具體文本的肌理中來體悟，更何況他們個個才藝超群，詩文高妙，不細讀不足以領略其氣骨神脈。當然，細讀的成敗，往往取決於對語境的把握。對任何一部具體作品的解讀，都要作語境化處理，這是這項成果的一個特色。

　　成果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對關鍵術語的梳理。“財富”可以看作文化辯護書的關鍵詞之一。卡萊爾等人在談論財富問題時，就是在談論文化問題。他們對文化的關照，就是對人類生活總體方式的關照，是對人的全面發展狀況（各種稟賦和潛能的協調發展）的關照。他們所面對的，是對財富/物質生活的單向度追求，尤其是在轉型期間的快速追求，讓人類的生活方式染上了“機械病”，呈現出畸形的丑態。這些都是讓他們痛心的原因，也是文化辯護書具有焦慮特征的深層次原因。“財富”是代表維多利亞社會核心價值的術語，而與之配套的則是“進步”、“文明”、“成功”、“交易”和“契約”等術語。這套術語在當年主流話語的代表麥考萊等人的詞典裡，是理所當然的“真理”，但是在5位哲人的筆下，這些“真理”變成了問題。在一次次的追問中，他們逐步完善了一套“另類”的術語，如“平衡”、“和諧”、“工作”、“英雄”、“心靈”、“藝術”和“生命”等，而“文化”可以看作所有這些術語的統帥。換言之，文化才是真正的財富，才應該構成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這就是文化辯護書的要旨，是現代性賦格中的對題。

　　該成果的主要建樹之一，是理出了文化辯護書的一條主線，即從“工作福音”向“藝術福音”的嬗變。成果列舉大量例子証明：繼卡萊爾之后，“工作福音”經歷了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而文化辯護書的其他4位作者又分別從各自的角度，為它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藝術元素。同時，成果還論証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從卡萊爾到莫裡斯，文化辯護書的藝術元素呈現出依次遞增的傾向。

　　這項成果的另一項主要建樹是展示了文化辯護書的審美維度，或者說論証了這樣一個觀點：5位哲人的文化思想，不僅見諸他們的觀點本身，而且體現於他們所創造的藝術形式，體現於他們的文字、比喻、象征手法、敘事結構、故事情節、人物塑造和題材的選擇，等等。從卡萊爾到莫裡斯，文化辯護書的色彩、形狀和體裁可謂千變萬化，既有小說、童話和詩歌，又有自傳、政論文和傳奇故事﹔既有狂放而新奇的比喻，又有朴實而含蓄的象征﹔既有行雲流水的雄辯，又有三回九轉的暗示﹔既有絲絲入扣的行文結構，又有貌似破碎的敘事模式。然而，萬變不離其宗：文化辯護書始終保持著生動的藝術形象，始終交織著濃郁的文化情結，始終浸潤著與呆板的、機械的思維方式形成鮮明對照的詩性語言。在大量閱讀的基礎上，成果得出：這種詩性語言首先表現為“衣服語言”--5位哲人都借“衣服語言”介入了由卡萊爾開創的文化批評語境。

　　該成果共分十五章。對卡萊爾、阿諾德、金斯利、羅斯金和莫裡斯的研究各佔三章。第一章，重在勾勒卡萊爾文化觀的特征。試圖証明：假如一定要用一個單詞來形容卡萊爾的文化觀，那就應該是“平衡”﹔平衡的觀念貫穿於他的整個創作生涯，因而是他文化思想的靈魂。第二章，聚焦於卡萊爾的名著《拼湊的裁縫》。主要回答在卡萊爾的文化思想和《拼湊的裁縫》的語言模式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系，卡萊爾為何採用三回九轉的方式來傳遞自己的思想等這樣幾個問題。 第三章，著重討論了卡萊爾的“英雄”觀。卡萊爾之所以呼喚英雄，是因為他生活在一個機械主義盛行的時代﹔不管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什麼模樣，他呼喚英雄、抨擊時弊的出發點是充滿了積極意義的。第四章，作者把目光轉向了阿諾德。全章圍繞什麼是阿諾德文化觀中的核心問題進行討論。第五章，主要探討了阿諾德對消費文化的回應。阿諾德從批判中產階級總體價值觀的角度介入了19世紀的消費文化批評語境。這應該看作是他對整個文化批評史的獨特貢獻。第六章，對阿諾德的著名詩篇《多佛海灘》作了剖析。前人研究認定阿諾德是借《多佛海灘》傾瀉悲情。然而，如果細細揣摩《多佛海灘》的兩組中心意象，即“海潮”意象和“夜戰”意象，並順勢挖出其背后的文化命題，就不會簡單地得出“阿諾德悲觀絕望”的結論。第七章，作者把重心移向了金斯利的文化觀。金斯利曾經被學界劃入“非利士人”的范疇。這一章從他是否“非利士人”這一問題切入，進而証明“非利士人”所崇尚的，恰恰是金斯利所反對的這樣一種觀點。第八章，主要就小說《奧爾頓?洛克》中麥凱於第33章中突然中風死去，而主人公洛克在此后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要走這樣一個細節進行切入並展開討論。認為它標志著洛克乃至小說作者金斯利自己開始與卡萊爾主義分道揚鑣，走向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第九章，以金斯利的另一部小說《酵母》為審視對象進行細讀。第十章，對羅斯金的文化觀進行了簡要評論。第十一章，主要圍繞《金河王》的經濟學寓意進行討論，旨在揭示19世紀英國文化批評的又一特質。第十二章，重點分析羅斯金文化觀的生態維度。羅斯金的生態關懷跟他的社會關懷、道德關懷和審美情趣相互交織，這一景觀為“文化辯護書”增添了新的特色。第十三章，討論的重心移向了莫裡斯的文化觀。該章主要就學術界還未深究的兩個問題進行探討，即莫裡斯跟卡萊爾、阿諾德、金斯利和羅斯金等人有何異同，以及他為“文化”概念內涵的擴充和豐富做了哪些特殊的貢獻。第十四章，以莫裡斯的烏托邦小說《來自烏有鄉的消息》為細讀的對象。第十五章，作者把聚焦移向了莫裡斯的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