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范大學林精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族主義的意義與悖論：關於90年代俄國文學發展的研究》（項目批准號為02BWW006），最終成果為專著《重建帝國——文學在后蘇聯俄國如何存在》。

　　一、選題意義

　　作為國內第一部系統討論后蘇聯文學生成和發展問題的著作，這項成果從俄羅斯民族認同視角去辨析后蘇聯文學事實的構成、文學活動的俄羅斯帝國情懷、文學產品及其審美表達中的俄羅斯問題意識等重要內容。

　　后蘇聯到來伊始及其進程中，俄國內政外交危機此消彼長，文學也飽受意識形態紛爭和市場經濟沖擊之苦，變成了文學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行業性行為，文學中心論地位迅速動搖並瓦解，文學所起的社會作用急劇遞減，導致文學危機之聲甚囂塵上。然而，作為一個獨立階段的后蘇聯文學，隨著時間推移，不僅沒有消亡，反而彰顯出巨大的生命力，並因其對俄國社會轉型進行了有效的審美表達，不斷產生影響社會進程的文學事件、推出得到社會關注的文學產品，從而使文學成為后蘇聯社會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國際斯拉夫學術界和中國學界同俄國知識界一樣，對蘇聯末期文學的熱情，很快讓位於對后蘇聯文學的關注。由此，把這樣的文學當作一個獨立論題來研究是可能且必要的。

　　對這樣的后蘇聯文學進行研究，要關注的不是所謂經典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而是規模龐大的文學事實。所謂后蘇聯文學事實包括：大型文學雜志以及不斷創辦的文學報刊，20年來刊載的文學作品總量是天文數字﹔各種文學獎項激活文學的社會生命力，吸引國家、社會和許多重要人物切實關心文學發展，甚至索爾仁尼岑和阿克肖諾夫等人就是以文學家身份參與社會進程，並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力。諸如此類顯示，文學在后蘇聯沒有蛻變成作家同仁圈內的自娛自樂游戲，而是和后蘇聯俄國重建相關聯的，對這種比過去任何時代更為復雜多樣、規模龐大和生態多元的文學事實，以及這類文學事實產生的環境獨特，——意識形態的對立被代之以去意識形態化，即使某些作家文學活動涉及政治問題，也不能從描寫對象轉換成指導思想，這意味著用蘇聯的階級分析方法是無法澄清這類文學事實的。其次，文學的普遍市場化、文學參與政治程度降低，這些也不是決定后蘇聯時代文學發展的全部因素，因為文學在后蘇聯的生命力得力於它表達著俄羅斯人的帝國訴求，這是僅僅用文學社會學的方法所不能充分說明的。第三，哪怕有些文學產品曾暢銷一時，但也不再有某個作家的某種作品影響社會的景觀，更不會出現某種流派能統轄大部分讀者的現象，形成不了所謂統一的文學流派，這就使得依據文學思潮變遷、編年史般地描述后蘇聯文學發展，是很難觸及文學事實的。由此，研究文學在后蘇聯俄國如何存在問題，就是經由文學在重建俄羅斯帝國框架下如何存在的視角，去探討包括文學生產隊伍之構成、文學產品之結構、文學敘述方式之變化、文學批評之趨向等事實性問題。

　　二、主要內容和創新之處

　　正是在這種方法論的引領下，這項成果著重研究后蘇聯文學區別於蘇聯文學、但仍然屬於俄羅斯文學，而不是歐洲文學的問題，具體內容和創新包括：

　　1．和蘇聯文學相比，后蘇聯文學的生產和消費發生了從政治許可下的審美意識形態活動，轉變為合法的審美文化工業行動，作家也就變成了文學生產者，他們在俄羅斯帝國訴求的氛圍中，經由文學產業化框架，使自己的文學創作契合於流通和消費各環節所需要的帝國情懷，從而有效地釋放文學生產力，成就了規模龐大的后蘇聯文學事實，使文學自動成為俄羅斯帝國重建的組成部分，即在市場經濟弱化了文學的社會影響力情況下，文學藝術家希望借助文藝的產業化而改變生存境遇，政府大可不必動用政治資本對其產品實行審查，從而在俄國和國際上保持著俄國言論自由的聲望。由此，這項成果創造性揭示出后蘇聯文學事實和政治變革之關系。

　　2．后蘇聯形成了統一的俄羅斯文學，得益於取消新聞報刊審查制度、作家變成合法的文學生產者，並因文化市場的強大中介力量，本土/僑民的作家及其文學生產活動能在后蘇聯合法展開，存在近兩個世紀之久的境/內外、地上/地下之別的文學界限自動消失，即使發表俄語文學的那些僑民報刊還存在，但不再是和母國政府對抗的境外刊物(тамоиздание)，而是旅居境外的作家在異地用俄語書寫俄羅斯人情懷的陣地，境外出版物和地下出版物(самоиздание)概念消失於統一的俄羅斯文學進程中。文學的如此進程，也改變了對文學的認知，蘇聯按國家行政部門那樣劃分工業、農業、科技、教育等行業題材，被代之以嚴肅文學和大眾文學這種國際通用慣例。由此，隨著境外文學迅速和本土文學合流成統一的俄羅斯文學，並在融合中用后蘇聯立場關注當下或重新敘述歷史，蘇聯時代的主流敘述自然消失，反思和批判蘇聯迅速變成了歷史文學﹔用“統一的俄羅斯文學”聯合不同身份的作家，消除了文學生產者之間的政治分歧，但以怎樣的身份訴諸俄羅斯問題實際上變得很重要，如蘇聯官方作家或自然退出文壇，或分化為個性化批判蘇聯的，或轉向為其他寫作，歸僑作家、蘇聯時代地下作家和后蘇聯成長起來的作家，皆要以俄羅斯作家身份展開敘述，其他少數族裔作家的身份認同和俄羅斯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必須降到最低點。

　　3．在文學產品消費量嚴重下降的情勢下，后蘇聯文學產品的種類反而變得更豐富，在產品分類上形成了包括歷史文學、新現實主義文學、后現代主義小說和戲劇、觀念主義詩歌等后蘇聯文學的格局，從而與蘇聯文學按行政或行業范疇去劃分的情形切實區別開來，並且每類產品各有相對穩定的讀者消費群。有意味的是，這種狀況是和文學的帝國訴求相關聯的，即凡有利於俄羅斯帝國重建的種種思想資源，無論是民族主義的，還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抑或東正教的，無不得到積極開發，由此成就了不同類型的審美文化產品，這大大擴展了后蘇聯文學產品的范圍。而且，這些豐富的文學產品雖然功能不及蘇聯時代主流文學，但還是對后蘇聯的重建產生了許多顯而易見的影響。由此，這項成果揭示出后蘇聯文學產品的豐富性和功效。

　　4．這項成果創造性地揭示出后蘇聯建構怎樣的文學標准問題。后蘇聯文學未必是根據敘述水平而得到問世和獎勵的，多是用適合后蘇聯語言敘述俄羅斯問題、並表達大眾關於俄羅斯帝國的訴求，而且這樣的作品能適時地轉化為文化產品。正是由於后蘇聯社會強大的民族認同潮流，導致后蘇聯文學產品普遍是對經由俄羅斯族裔意識生發而來的俄羅斯帝國情懷之表達，直接影響了作家隊伍重構、文學敘述、文學獎的授予等方方面面。換句話說，文學在后蘇聯作為龐大事實之存在，遠不只是文化產業的結果，更有俄國人根深蒂固的帝國訴求，這種訴求的外化就是民族主義得到了正面鼓勵，從而使帝國意識直接或間接左右人們審美活動。由此，形成了后蘇聯文學標准——越能充分表達民族認同及其復雜性的作家，也就越得到俄國主流話語的認可，從索爾仁尼岑到阿克肖諾夫等歸僑作家、從彼托夫到馬卡寧等蘇聯普通作家、從阿斯塔菲耶夫到拉斯普京等蘇聯主流作家、從托爾斯泰雅到烏利茨卡雅等女性作家、從別列文到帕夫洛夫等后蘇聯成長起來的作家，這些人成功轉型為后蘇聯的著名作家群，共同成就了和大眾文學不同的精英文學。

　　5．這項成果深刻揭示出帝國訴求下的后蘇聯文學局限性問題：后蘇聯文學生產者雖然否定了蘇維埃意識形態，並經歷了一個自我反思和重新評價從蘇聯到后蘇聯的轉型過程，但因延續用俄羅斯帝國意識去思考俄羅斯問題的傳統，使得后蘇聯文學生產者和消費者或痴迷於俄國歷史類敘述，重建所謂真實的俄國歷史，或熱衷於敘述后蘇聯現實問題，但無不是在帝國意識主導下的行為，實際上無助於反思俄國文化的病症，對后蘇聯很難去帝國化的問題欠缺深刻批判。同時，這又是整個俄國文學傳統的延續，難以產生對俄國文化結構的自我檢討能力，無助於對俄羅斯問題的深刻認知。而且，文學家的如此訴求，得到了期間的文學批評家鼓勵、肯定，雖改變了蘇聯文學批評方式、創建了后蘇聯文學批評范式，但和后蘇聯文學一樣，並未改變試圖放棄帝國訴求的僵局。這也就是何以不同時代肯定俄羅斯帝國的文學作品，在后蘇聯得到不同方面的肯定，而后蘇聯滿足帝國訴求的作品則獲得各種文學獎。正因文學專注於后蘇聯人的身份和命運、俄羅斯帝國訴求在后蘇聯的狀態，也就很少涉及后冷戰時代人類遭遇的普遍問題，也沒有用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去審視所俄羅斯問題，從而大大影響了后蘇聯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市場份額，使之很難獲得世界上其他國家讀者的廣泛興趣。由此，這項成果深刻說明了后蘇聯文學及其批評的地域性特征及其帝國訴求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