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師范大學張俊才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晚年林紓研究》（項目批准號為08BZW048），最終成果為專著《頑固非盡守舊也：晚年林紓的困惑與堅守》。課題組成員：王勇。

　　林紓是中國大量譯介西洋文學之第一人。也正因為這一點，林譯小說又被后人譽為催生五四新文學的“不祧之祖”。但是，由於林紓晚年曾在“儒學存廢”、“文白之爭”兩個問題上與五四新文化派對壘，又曾11次拜謁光緒陵墓，因此晚年林紓又被文學史家們按照五四話語定性為“封建復古派”。影響所及，是林紓研究的嚴重失衡：長期以來研究者的興趣基本上都集中在對辛亥之前林紓的維新思想和翻譯事業的研究之上，而對辛亥之后即晚年林紓的政治思想、文化立場、文學主張以及他與新文化派的對壘，則紛紛採取回避的態度。個別論著不得不涉及對林紓晚年的評價時，則似乎都不屑於認真地佔有史料進行研究，而是重復五四以來那些連基本史料都存在明顯漏洞的結論。顯而易見，晚年林紓研究不僅是林紓研究中公認的難點，也是制約林紓研究深入發展的瓶頸。因此，這項成果的首要學術目標，就是期望能對這個公認的難點和瓶頸有所突破，與此同時，也希望通過這一研究對五四新舊思潮之爭做出新的評價，以便為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提供良性的、可資借鑒的經驗與教訓。

　　這項成果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客觀地、科學地認識和評價晚年林紓在政治思想、文化立場、文學主張上的困惑與堅守。這項成果除引言與結語外，共計五章。鑒於五四新舊思潮之爭曾經嚴重地影響到對晚年林紓的評價，因此，這項成果之第一章即以“五四：林紓的滑鐵廬”命名，賦予這項成果以重說五四與林紓關系的學術特色。這項成果之第二、三、四章緊密結合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從客觀的事實、史料出發，依次論述晚年林紓的政治絕望、文化憂思和文學焦慮。在此基礎上進入第五章“重評五四新舊思潮之爭”，一方面與第一章形成照應，另一方面則將論述導入對晚年林紓的總體評價。

　　關於晚年林紓的政治絕望，這項成果指出，辛亥鼎革之際林紓已經認同了共和。晚年林紓能夠認同共和，是清廷之頑固腐朽、“皇帝讓政”這種溫和的革命結束方式以及林紓本人非政治主義的救國主張等因素綜合促成的。民國元、二年間林紓決計認同共和的主觀態度是真誠的。他宣揚一種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國家思想”，並因此而維護當時中央政府的權威，對挑戰這種權威的革命黨人心存不滿。但是，由於照搬照抄了西方的議會民主制，民初的政治運作從一開始就陷入了混亂之中，這使林紓那種非政治主義的救國之夢隨之破滅。於是，他悲觀絕望，頻頻拜光緒陵墓，以表達他對那個夭折了的君主立憲政體的懷念。林紓不是由於擁護專制、敵視共和，而是由於他所期待的共和杳如黃鶴、國愈不國才以遺老自奉的。林紓由決心作“共和之老民”反身以“遺老”自奉的主觀原因有二：一是他始終身處在一個由遺老或舊式士大夫組成的人群之中﹔二是他無法突破尊重君主、懼怕革命和民主觀念比較淡漠等立憲派人士共有的思想局限。就此而言，林紓反身以遺老自奉乃是一種必然。

　　關於晚年林紓的文化憂思，這項成果指出，盡管林紓對西方自由、平等學說的理解仍相當膚淺，但他對西方啟蒙運動張揚的反抗專制、追求平等等觀念，還是有所了解並能認可的。不過林紓並不認為西學在各個方面都優於中學，他曾經反思過自由學說的流弊，並對法國大革命的暴烈方式表示不滿。林紓亦不諱言中學以及奉中學為立國之本的傳統中國所存在的種種缺陷，他對國民劣根性也有過大量的反省和批判。但林紓始終認為中國儒家文化所揭示的傳統倫理道德是不能被隨意否定的。歐風美雨激蕩下出現的某種世風日下現象使他意識到，輕率地否定傳統文化將會給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帶來嚴重弊端。為此他不惜“頑固”地為傳統文化辯護，並認為這樣做決非“守舊”。林紓贊同中西文化會通，但他強調會通后產生的新文化仍應是中華文化。林紓的文化立場仍可以用“中體西用”這一術語來概括，但“體”的基本含義是強調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獨有價值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性必須堅守﹔“用”的基本含義是強調西方文化可以用來改造中華文化，使中華文化具有新的時代氣息。作為“老新黨”，林紓的文化觀念新舊雜陳，他的女權意識與愛情倫理都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關於晚年林紓的文學焦慮，這項成果指出，作為晚清文學維新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林紓關於文學維新的基本構想是“舊者既精，新者復熟，合中西二文镕為一片”。他雖然也鼓吹向西方文學學習，但對本民族文學的總體成就和民族特色始終充滿自信和敬意。然而戊戌以降文學的典范轉移卻明顯地超出了林紓的維新構想，中國文學傳統會不會因此消亡便成為晚年林紓最大的文學焦慮。為了抵制文壇上全盤西化式的典范轉移，林紓把“力延古文之一線”視為自己晚年的一項神聖使命和責任。林紓並不諱言古文這種文體在現代社會的“無用”，但他認為古文作為一種“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學之根。因此“力延古文之一線”的實際用意就是努力使中國文學的傳統不致完全喪失。林紓的《春覺齋論文》是中國傳統古文理論的收束之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祖國傳統文學藝術風范的諳熟、自信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種無法割舍的情懷。林紓的部分古文固然表現了近代一位正統士子愛國愛民、傷時感事的人文情懷，藝術上也盡顯林紓個人的天資才情，但從總體上看也相當明顯地表露出傳統古文的遲暮之態。在林紓的心目中，古文是中國傳統文學中最值得珍視的“品牌”，但古文卻是注定要壽終正寢的。於是，到死林紓都走不出他的文學焦慮。

　　關於五四時期的新舊思潮之爭，這項成果指出，長期以來，文學史著述中為晚年林紓羅列的三大罪狀，即主動挑起新舊思潮之爭、企圖借助軍閥勢力扑殺新文化運動、在整個論爭中都頑固地站在封建復古派的立場上，倘征諸史實或考量學理都是難以站住腳的。在五四新舊思潮之爭中，新文化派也有明顯的缺點。必須承認，正是由於新文化派的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意識才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但新文化派所奉行的粗暴反傳統的激進立場卻也使“傳統”在那個時代幾乎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詞。新文化派對新文化戰勝舊文化充滿自信，但他們卻不認為林紓有和他們在同一個學術平台上討論問題的資格。因此他們宣稱自己的主張“不容匡正”，並對試圖“匡正”的林紓展開了非學術式的討伐。新文化派確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並視林紓為“敵手”，因此在新舊思潮之爭中曾對林紓採取過嘲罵、戲弄以至隨意編派罪名等作法，這實際上蹈入了意圖倫理的歧途之中。五四時期的新舊思潮之爭，在學衡派崛起之前亦可視為新文化派與當年的維新派（“老新黨”）之爭。就鼓吹西學和反省傳統的弊端而言，維新派是新文化派的先輩。但是雙方建設現代中國文化的基本方略卻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新文化派主張全盤西化，關注的主要是文化的時代性﹔維新派強調應以儒家文化為本位，關注的主要是文化的民族性。這種方略之爭在民國建立后儒家文化由此失去國家體制支持的情勢下更形激烈。因此，五四新舊思潮之爭，不是什麼新文化派與封建復古派之間的斗爭，而是新舊雙方建設中國新文化的方略之爭。新舊雙方對中國文化之革新既各有建樹亦各有局限。

　　關於晚年林紓之總體評價，這項成果認為，晚年林紓作為五四時期著名的舊派人物確有諸多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思想局限，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對程朱理學的篤信。但晚年林紓對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衛護以及由此而彰顯出的民族意識，不僅對全盤西化思潮起到了糾偏作用，而且與全盤西化思潮一起，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發揮著各自獨具的結構性功能。晚年林紓雖然在文白之爭和儒學存廢等問題上與新文化派形成了尖銳對立，但他的基本出發點是反撥和制衡粗暴反傳統的激進思潮，是維護我們民族美好而有價值的傳統。因此，晚年林紓不是抱殘守缺、迷戀骸骨、反對變革、敵視進步的封建復古派，而是一個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這項成果的學術價值主要有三：首先，它以“文化保守主義”的定性，推翻了以往人們強加給林紓的“封建復古派”的罪名，這在林紓研究中具有明顯的突破意義。其次，它既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派推動中國文化實現現代轉型的歷史貢獻，又認真分析了他們的缺點，從而較好地克服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中長期存在的“諱疾忌醫”的弊端。再次，它堅決摒棄了以往那種先對歷史人物作政治定性，然后再加工相關史料以“論証”這種定性的研究范式，而是回歸具體的歷史情境，從探明事理和理解前人心曲的動機出發，合情入理地分析晚年林紓各種主張形成的主客觀原因及其得失，這就使研究者對晚年林紓的評價不僅滲透著一種“理解之同情”，而且切實做到了客觀公允，具有了較高的學術性。